【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展现，说明了马克思是以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将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两大发现贡献于人们，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为只有继承这一研究传统，才能正确解读马克思的著作，使经济哲学的研究得以发展。
【关 键 词】哲学/经济学/结合
【 正 文 】
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他毕生重视对经济学的研究。这从他的许多重要的篇名就足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但是同样的事实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这使他远远高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哲学与经济学相得益彰研究的结合，走向人类历史的深处，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我们在致力于新时期经济哲学的建设时，应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这种传统。
（一）从诉诸哲学理性批判到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从踏入社会生活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实践精神。他在1841年撰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高扬自我意识哲学的“能动原则”，表达一种不可遏制地使哲学得以实现的意向，并进而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马克思对“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的思考，反映出他试图寻求一种在历史过程中的深刻的思维与存在、理性与生活、个人意志与环境的统一，从而使意志的力量走出阴影的王国，对尘世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判，并因而使自由的理性精神变成伟大的实践力量。
从1842年至1844年，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活动时期。当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导致与当时还支配着他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如他自己所言的“苦脑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一“苦脑的疑问”，成为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1—82页。）1843年春夏马克思写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来他回顾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页）。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大纲》的影响，加快了他的经济学研究，把针对不合理社会的“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虽然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起了促进作用，但促成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却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中介。对于这一点，以往不少学者重视不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批判：两种批判的动因不同。费尔巴哈注重的是对黑格尔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主要不是因为批判宗教，而是由于物质利益引起的，是为了寻找为劳动者物质利益辩护的理论武器：两种批判的重点不同。费尔巴哈批判的重点，只是黑格尔思辩哲学的一般唯心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批判，重点指向他的《法哲学原理》，旨在 揭示出国家、法与社会物质利益的关系：两种批判的方向不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不重视实践，不重视社会问题，其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则是为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造成所有这些不同的基础，在于马克思重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从阿吉尔贝尔和魁奈开始，经过斯密和李嘉图，到萨伊和穆勒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将这种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哲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的研究统一起来，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进而把异化和劳动结合起来，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同其类本质相异化以及劳动者之间相异化，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的不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从而强调要从社会生产来考察人的本质，并把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劳动的历史。这些研究成果，使马克思已经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入现实历史现象学的研究。
其次是对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力概念的改造。这是通过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批判得出的。李斯特针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唯一对象的错误，强调指出财富是由生产力所生产的。他强调政治经济学应当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否则就是一种“狭隘的理论”。但是李斯特对生产力的理解，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他把宗教、政权、道德等都包括在生产力之中；没有考察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即脱离生产关系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在吸取李斯特合理思想的同时，批判了他的错误，接近得出科学的生产力概念。
再次是对自己过去理论进行清算。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再次与马克思会面，促成他们试图以一部合作的著作，同自己过去的“哲学良心”进行一次清算。这就是《神圣家族》。可以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使得这种“清算”成为必要和可能；同样也可以认为，这种“清算”是马克思尝试将对经济学研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在《神圣家族》中，马、恩初步提出了唯物史观的许多基本原理。他们指出：历史的发源地是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这就找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出发点。尤其重要的是取得了向生产关系概念的接近。他们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的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的“客观关系”，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物质生活关系总和”，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对私有制人与人关系的分析，现在终于在《神圣家族》中接近独立提出生产关系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