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本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作了梳理和概述，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为基本点，把这种社会主义观放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加以整体的、历史的观照和透视，分析其是非得失。
【 正 文 】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百多年中，社会主义除了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这一条主流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线索外，在全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能忽视的一派。研究他们的社会主义观，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学术研究之必要，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促进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与第二国际观点相对立，也与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自称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思潮。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923年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发表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从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别，主要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出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趋向和流派，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人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1968年在法国“五月风暴”中，“新左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把马尔库塞、萨特奉为精神领袖。这场运动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到了历史的前端，并使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理论重点从哲学转向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和革命前景的研究上，出现了众多流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种种的分歧乃至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共同或相近的见识。本文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作为主流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第一，他们认为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康德的伦理学，而是人道主义哲学构成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一种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自己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把实践唯物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但是，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理解成僵硬的经济决定论，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社会主义。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正统，甚至也不新鲜。伯恩斯坦则用康德伦理学来补充唯物史观，修正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不认为要用康德伦理学来补充唯物史观，而是强调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即他们所理解的人道主义哲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就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试图通过拯救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总体性，强调主观意识的作用，从而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对抗第二国际的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中，卢卡奇批评经济决定论所表现出来的机械论和宿命论倾向，认为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强调经济运动规律的客观“科学”性质，但“它取消人和社会活动的地位”，使人们在所谓的外在永恒的“自然法则”面前无能为力，社会主义成为不用革命主体参与的自发运动的结果。实际上，在任何历史运动中，人已经成为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因而，历史发展的本质，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运动。如果看不到主体的能动作用，把客体始终当做思想之先和之前的不变的东西，思 想只是对它的直观，那么就失去了理解辩证法、理解历史的关键东西。既然历史过程是自觉的意识主体与客体——历史结构和现实——作用的结果，那么十月革命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主要应通过分析无产阶级的“意识”状况来加以解释。
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作的这一补充和解释，对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机械决定论的错误理解，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能动的性质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这一补充和解释中，也显示出浓重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乌托邦色彩。卢卡奇自己在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点。这一阐释，还体现了一种社会历史方法论的转变，即从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向哲学批判方法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变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世，立刻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掀起了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他们用人道主义取代唯物史观，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的当年，马尔库塞就写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宣称“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5、105、69-70页。）这一新的基础就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只能是奠基于人性“异化”和“复归”之上的人道主义要求，它意味着“人这一存在物的定义的革命”。“马克思是把消灭了异化和物化的‘实证的共产主义’看作人本主义来加以叙述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5、105、69-70页。）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断言，马克思的哲学与存在主义思想一样，代表着一种抗议，一种对人的异化的抗议，它从属于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失去人性的西方人道主义哲学传统。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从他关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正如保罗·梯利希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场在社会的现实中反对毁灭爱的抵抗运动。’”（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5、105、69-70页。）他甚至提出为了区别恩格斯等人的经济唯物主义，可以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叫作“人类学的历史观”。尽管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纷呈，但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用人道主义取代唯物史观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社会主义则是他们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