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创立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于自然观的片面理解，自然不再是与人对立和分离的存在，而是与人一体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马克思着重从人类社会的某一特定形态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关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社会条件；而恩格斯则从自然的历史考察自然，利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进而描述物质自然界从无机界向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然而无论如何，以上区别都建立在人与自然根本性一致的基础上。
【 正 文 】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恩格斯创立的，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把它仅仅理解为对自然界发展辩证性的一种肯定和描述（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 Press.1971.372、445-446；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Louis Althusser.Reading Capital.London.1970.）。这种认识不仅否定了马克思个人的理论贡献，而且导致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观丰富内涵的曲解，也妨碍了对恩格斯自然哲学探索中许多问题的科学阐释。
这种偏见的形成，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思想缺乏认识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观本质性内涵的片面理解，把它局限为自然界客观图景的描绘，忽视了他们站在实践的人的立场上去看待统一的自然界这一时代主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创立和发展，首先是研究方法的更新，从而根本改变了人们对自然观的理解，自然不再是与人对立和分离的存在，而是与人一体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本文无意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作一全面的分析，只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研究方式和基本观点的差异作些解释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进行考察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基础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对自然科学成果的熟悉和利用，但他们关注的重心和角度并不完全相同，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人类自然科学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而恩格斯则致力于阐发与自然科学知识对应的自然界各领域间的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
为了论证和深化他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从1858年以后，这两位历史巨人分别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和心血，马克思集中于通过经济学将辩证法引入人类社会建立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观，而恩格斯则试图通过解释各种自然科学理论将辩证法引入自然界，建立一种辩证的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是在对机械论自然观与德国自然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创立的。相对而言，由于机械论自然观在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中影响较大，再加上德国自然哲学比较注重运用自然科学成果揭示自然现象间的辩证联系，因此，恩格斯比马克思对二者有着较多的继承和吸收。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研究的确有思路的差异，但却是以他们考察方式的根本性一致为前提的，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全部理论观点的相同，并不能否认他们在自然问题的研究中有着不同的侧重，他们的亲密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合理的分工，虽然他们在性格、气质、工作方法和学术兴趣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自研究问题的重点和观察的视角，但“要想把这两位朋友的成就截然分开，即使他们自己也是办不到的”（ 注：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因此，对这两位密切相关的思想家不能作简单孤立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理论的创立是通过两条途径达到的。这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现实把握和对自然科学认识的哲学概括，而这些始终是两人长期共同努力研究的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统一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们自然观基本点的一致。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然界物质运动形成经过长期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单纯的机械运动到有机生命的存在的自然进化，才发展出能思维、从事创造活动的人，这是自然界自身的有机演变，最后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存；从现实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以实践为基础实现的：人类社会形成后，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逐渐达到现实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
马克思理解的自然
马克思对“自然界”的理解，不单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出发，而是从实践——工业的角度出发：“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83、50-51页。）“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很明显，他肯定了通过工业所形成的自然界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是属人的自然界，在这种属人的对象世界中，真实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对象的客观性的统一。
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马克思首先强调指出，人和自然的关系实际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例如，世界不同国家的自然神话所表达的对自然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当时人类的社会状况决定的。马克思说：“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页。）马克思在此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条深邃的哲理：人们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自然观的迥异，越是生活在原始的、封闭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越容易产生狭隘的自然崇拜，即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只是从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需要出发，对自然价值的了解当然也是肤浅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魔力才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补充和扩大，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这两对关系是相互制约的，人与人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同时，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才有其现实意义，人“不仅使自然物质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人对自然的实际关系形式的变化是：人为自然的奴仆——人与自然的对抗——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反映了人与人关系的文化进展，同时也是人的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的结果，体现了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样，马克思将人和自然的关系具体化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从而在人的现实关系的规律中寻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好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