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发行之后

经过十余个春秋的探索和汗水的浇灌，《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已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作为一本涉及研究范式和学科整合的著作，映射着我的学术探索历程和求学轨迹。

1987年，我开始读萨缪尔森著的《经济学》，知道了同时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书籍，因为考察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其演绎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与马克思《资本论》一系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异，当时就产生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原因在那里？

当时的背景是国内改革开放后，产生了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就此，学术界展开了一次不小的关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讨论。此时我作为一名学生，耳濡目染地也感受到了这些学术界荡起的涟漪，引发了我对经济学更浓厚的兴趣，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

89年秋，我离开了学校，带着问号到一家银行上班。其后，随着读书量和读书面的扩展，以及银行业务的熟悉，逐渐了解了经济结构中微观结构的一些情况，如工商企业、家庭和银行的实际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我开始有了将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和所接触的经济、金融业务进行衔接研究的冲动，并于90年秋发表了一篇有关储蓄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文。

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答。在工作之余，我阅读了更多的学术著作和报刊文献。学术界学派纷呈，观点各异，使我感到无所适从，不知真理谁主。此时的我真象一个蒙童，总是在问自己，既然学者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既定的经济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观点和结论那么的不同，甚至相反呢？

此时，我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轮学术著作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潮流，并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包括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其二是传统典籍文献的整理、译注和出版。我作为一个嗜书的蒙童，也搜集阅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在传统文献的阅读中，我也遇到了与解读和比较经济学文献相同的问题，就是不同的译注者给出的释意差别很大，常常使我无法鉴别和比较。这就使我开始读经济学时的疑问，又多了一个可以放置的地方。

在其后的几年里，我一方面继续阅读经济学的著作，另一方面也注意搜集与阅读一些传统的经典文献，同时写一些三、五千字的经济类小论文。

在这段时间内，随着传统经典文献阅读量的累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经典文献注释的差异，可能源自于文字的沿革和释意的变化。我感到，要解决在经典文献阅读方面的困惑，文字沿革和释意方面的探讨应该是一个可行途径。

于是，我的读书结构有了变化，我开始阅读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在文字学著作的阅读过程中，我吸取了阅读经济学著作和传统经典文献时的教训，直接从文字起源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文字结构的取象和文字字意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免再陷入文字学著作注译的纠葛中。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年，其间再结合经典文献的重新解读，偶有心得，并开始感到我最初读经济学时产生的疑问，其问题的症结可能就在此处（对于考察的问题而言，在假定条件下的问题界定和问题的现实之间存在距离）。由此故，我的案头开始出现了西方哲学和史学之类的书籍。

到了97年秋，我的探索历程已经走过了十个春秋，我想已经到了解答我的问号的时候了。于是我回到了学校，到原陕西财经学院（现已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理论家江其务教授，从事有关《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题的研究，以揭示研究范式的方法论问题和文明起源及其相关问题。

我感觉找到了一个可以衔接不同文明体系，并纵贯五千年文明史的联结点，以解答我的问题。于是我写了一个有关《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题的提纲送给江其务教授审查。两周后，江其务教授将我找去，问了我的想法，肯定了提纲的立论和主题，并提醒我这是一个大问题，驾御起来可能很困难，要慢慢地做。而我的蒙童气就在这里，以为问题的联结点找到了，主题和提纲拟就了，写作是相对容易的事。

开笔以后，江其务教授的提醒就成了一个我必须面对的问题，首先任何一个核心的概念都必须能够和该书主体涉及的三大文明体系（华夏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相衔接，并且要具有其五千年文明史演化、发展和沿革历程中的概念属性与概念内涵的一致性。其次，既然《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一个横跨文明体系，纵贯文明史的问题，其表述就要涉及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引证。

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自己已经有了从源头上做文字学的经历，文明史的考察和研究也从这一角度切入，从引起文明体系间差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入手分析，划分了《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三大文明体系的世界观的属性及取向，并归纳相应的方法论演绎差异的根源，借用并修正了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概念，对《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主体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从而导入能够衔接不同文明体系纵贯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概念的界定。这一问题虽然开始时也有一些困难，但整个工作做起来还比较顺利。

第二个问题做起来确实吃尽了苦头。首先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三大文明体系的演化、发展和沿革中，形成的典籍文献浩如烟海，要从中挑选能够代表文明史演化、发展和沿革历程，具有路径设定意义的文献，在有限的时间内不是穷个人的精力能够做到的。其次，文明史演化初始阶段形成的文献，要么残缺不全，要么历经历代学者的注译，其精意也往往无处寻觅。再次，具有文明史演化路径意义的文献，也往往由于年代久远并经过语言文字的变革，其原意的回复和还原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主题来说，每一个都是致命的，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个题目，我并不愿就此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