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创造的价值，是现代世界观完成自身的要求，只有以现代主体的劳动、革命、创造等价值为前提，世界才显现为意义的容器，显现为一个等待着主体去加工的、本身却没有深度的平面的物质材料的聚合体。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物理世界不是现代主体及其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恰恰相反，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存在根据。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构成了现代性意识中比“世界”更为深层的东西，世界观转向社会历史观，是现代性意识演进的必然。在这个转向过程，进步话语日益显示了它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关联。 

一、进步的历史观与现代性的正当性基础 

1．从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过渡 

对于世界的观看无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下形成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世界观根植于社会历史观中。这样，情况就不是世界观是历史观的基础，恰恰相反，历史观才是世界观的根据。从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过渡，是现代性意识的进一步展开。从理论上看，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就在于历史观或历史意识的诞生，列奥·斯特劳斯在他的名著《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充分揭示了现代性与历史意识的关联。[1]耶律亚德（Mircea Eliade）更为直接地告诉我们：“古代与传统社会中的人，和深深烙印着犹太—基督教影响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觉得自己与宇宙韵律完全绾结在一起，后者则坚持他自己只与历史相连。”[2]从这个视角看，现代历史观的形成恰恰是个人脱离整体性的宇宙秩序的方式，通过历史观而确定正当性的基础与存在的最终意义，则人与宇宙统一性的体验就不再必要，于是，不是在整个世界中，而是在人类的历史图像中，现代人获得了他的自主性体验。然而这种自主性体验，伴随着的却是宇宙秩序、世界意识的衰落。从这里可以看出，世界观意识的减退与历史观的兴起，乃是现代性进一步开展的内在逻辑。从西方思想来看，卡尔·洛维特发现：“转向历史思想并不只是历史的唯物论（马克思）或形而上学的生存历史观（黑格尔）的专利品，而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所有（德国）思想的特征。历史哲学的出现，表明思想已不再信赖自然宇宙的理性或上帝之国，而是信赖时代精神、‘未来之轮’、‘历史的命运’。”[3]历史观本质上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所有历史观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种基本形式：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历史哲学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现代性意义上的历史观的诞生，它自身就是现代性总体叙事的一个构成部分。

从历史上看，晚清时代的中国乃是一个诸种世界观竞争的时代，各种社会变革的要求，都诉诸于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要求得到世界观的支持。但不同世界观的平流并进与相互争持，最终导致了世界观被作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地方性知识而加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公理意识形态出现的科学世界观就成为主导的世界观。而以“分科之学”（知识分化）为其内在逻辑的科学世界观所提供的恰恰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世界，相反，它为世界划分了不同的存在区域。于是，正是在科学世界观的进一步演化中，世界观意识本身衰落了，“世界”分化为彼此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两个基本区域：“世”（时间与历史）－“界”（空间与自然物理世界）。另一方面，世界观意识本身就伴随着作为创造主体的人所具有的那种“现代的自负”：在主体的观看中，世界确立了自身；世界以什么方式出现，取决于主体以什么方式观看它——这本来就是“世界观”（世界图像）这个概念所内蕴着的文化信念。当这种信念本身成了反思的对象，在一种批判的视角下理解了它自身的时候，现代主体就会明白，世界观意识中的世界并不能给主体提供存在的根据，相反，是主体为这种意义上的世界创造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主体便不需要在世界中确证自己，它已经成为自由自律的存在者，它必须在主体自身的历史中发现存在的根据。在这种情境下，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转变，就成了主体的要求。事实上，20世纪20－30年代以后，现代中国已经进入到历史观主导思想文化所有方面的时代，历史观的话语因此成为正当性的真正发源地，历史洪流与历史规律成为世界最终奥秘的隐藏地。

从上述所陈世界观与历史观的逻辑的、历史的关联来看，对现代历史观的反思，实质上是对现代世界观的反思性理解的进一步展开，而对于现代世界观的反思，也只有在历史观中才能完成。事实上，正是通过进步的历史观，现代性才获得了它的正当性依据。 

2．进步话语与现代性的正当性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念构成了现代中国时间－历史叙述的主导结构，与之相应的是进步的历史观念。严复曾经断言，“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4]这一段极有意味着话，表面上是对中西历史意识的对比，但实际上也揭示了中国现代性意识中的“古今之争”：在古代是治乱的历史意识，在现代则是进步的历史观，而且，进步的现代历史观是一个根基于西方的观念，更确切地说，它带有深厚的犹太—基督宗教的内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