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象数； 二项对立； 变易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Yin and Yang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ontext:
to view the image-number system of Zhouyi from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As the source of the Yi leaning, the image-number system conceives abundant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By re-examining the image-numberology and through tracing the images of Yi back to their original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ontext to expose the ultimate value of the image-number.
Key words: image-number; Yin-yang; Dichotomous difference; changes
一
《周易》自古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孕育着中国人对于变易的独特理解，启迪了无数先哲的智慧。千百年来，对《周易》象数奥秘的揭示和对其精深义理的阐发形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易学。新文化运动以来，学者们偏重对《周易》义理的研究，而象数却很少有人问津。并且由于受西方科学主义和唯理论影响，人们往往只承认《周易》义理中含有某些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却把象数仅视为占筮之术简单地加以贬斥。事实上，《周易》的生命力恰恰源于象数。
从易学史来看，象数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两汉时期，由于统治者提倡经学，《周易》被尊为五经之首，解《易》之风大盛。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两汉易学家认为，《易》之为书是以象为主的，辞由象生，无象外之辞。他们以象数解释《周易》经传，在象数推演的基础上，构造了包括飞伏说、卦气说、纳甲说、爻辰说等在内的庞大的象数易学体系，使象数之学大兴。他们的这种解《易》方式对于充分挖掘象数的深层意蕴，贯通象数与卦爻辞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是，由于两汉象数易学片面追求象和辞的一一对应，最后流入繁琐而深为后世所诟病，直接导致了魏晋时王弼的扫象之举。
王弼对两汉象数易流弊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周易略例》）王弼一反两汉象数易学的思路，以老庄注《易》，偏重义理的阐发。虽然他猛烈抨击了象数的泛滥，但并未全盘否定象数，甚至在《周易略例》中也有爻变说、适时说、辨位说等。尽管如此，由于他主张意生于象，仅把象数作为阐发义理的工具，象数被逐出它应有的本原地位。王弼的思路对于后来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今天，仍有许多治《易》之人，按照西方式形而上学的标准，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这正是易学思想逐渐丧失其生命力的先兆。
自王弼的玄学易在唐代被定为官学后，易学主流推崇玄理而贬低象数。这种追求义理之风到宋明时期达到高潮。尽管宋代易学以义理之学为主流，但由于义理与象数之间无法分割的内在关系，尤其是象数作为义理的生成之源，使象数学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宋代的象数学主要表现为图书之学。南宋朱震描述了图书之学的传承情况：“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１］（第5页）陈抟把图书和数连结起来，开启了易学研究的新视角，对宋明理学影响至深。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根据太极图作《太极图说》与《通书》，用太极、阴阳、五行、四时、动静等范畴解释宇宙本体及宇宙生成和万物变化的过程，实现了理学体系的初步架构。邵雍则依据传自陈抟的先天图作了伏羲先天四图，并建构了一个先天象数学体系。图书之学也是程朱理学探讨体用、理气、理事关系等关键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程颐即从解《易》入手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一理学的基本命题：“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而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二程集·易传序》）北宋易学对重义理而疏象数导致的义理日益空洞的补救，对于我们匡正对象数的偏见仍可资借鉴，因为脱离了象数的义理只能是无所依附的玄谈。
刘大钧先生在对两汉上溯至殷商的“卦气”说进行了深入考证的基础上指出，《周易》的精妙义理，“无非是古代《易象》学说在学理上的升华与延续。它们的出辞吐语，皆本之于象数，是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假若我们把象数看作是一棵长青不老之树，那么，我们可以说，义理则是这颗树上所结出的丰硕之果。由此观之，两汉先秦的易学，乃至两汉先秦的哲学，都需要在如上认知的基础上重新反思、重新审视乃至重新总结。”［２］（第129页）其实，我们不惟要对先秦两汉易学史重新进行审视，而且对整个易学史上象数与义理的关系以及象数本身的意蕴都要重新进行反思。而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无疑为我们重新考察象数的终极意义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二
2007-04-14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国学论文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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