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他认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终日乾乾，不可以怠也”(《系辞下注》，第570页)，“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最终必将趋向危亡，因为，“夫文不当而吉凶生，则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乱，不忘危者安”(同上，第573页)。所以，“安”的生命力在于不忘“危”和“亡”，这是不能怠慢轻视的，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

��(5)“动本于静”。虚静历来是道家提倡的修养方法，它也为玄学家所重视，韩康伯也不例外。他说：“夫动本于静，语始于默。复者，各反其所始，故为德之本也。”(同上，第566页)“复”之所以能成为“德之本”，在于它能“反其所始”。从“动本于静，语始于默”中，不难推测，这“始”即体现虚静的“静”和“默”。

��(6)“与世升降”。修养虽属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但必须在现实社会中进行，因此，需与现实保持步调一致：“夫妇之道，以恒为贵，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与世升降，有时而遁也。”(《序卦注》，第583页)夫妇之间，“恒”虽很重要，但在自他关系里，代之以“恒”，而应“与世升降”，随世所变，这也正是“神”的精神本质的表现。在此，他告诉人们，个人的修养必须与社会价值标准和时世协调共作。

�プ凵纤�述，韩康伯在此的修养法是“一以贯之”、“虚己存诚”、“由神以成其用”、“安而不忘危”、“动本于静”、“与世升降”的整合。其中，既有带着儒家思想幽香的“一以贯之”、“安而不忘危”、“与世升降”等的强调，又有充满道家思想光芒的“虚己存诚”、“动本于静”等的阐释。但是，他不满足于简单地借用儒道思想的做法，而把 “岂有使之然”即自然而然的现象概括成“神”，并推扬“由神以成其用”的修养方法。这是不能忽视的。��

    综观韩康伯《周易》解释中的道德思想，可清楚地看到，他少于对道德概念的规定，诸如“自然”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即自然本性的探讨，而重在道德实践的应对。在道德实践上，他和王弼一样，推崇自然无为，在以“顺”、“应”、“随”等作为具体操作之方的同时，还明确提出“情以感物”。这在被动性中表征了对教化客体的重视，在主动性中显示了教化主体情感真诚无为的必要。就他的“由神以成其用”来说，对“神”的把握虽具一定的困难，但主要是强调自然不为，因此这一概括仍不失其独特性。总的来说，他在哲学本体论上继承了何晏、王弼贵无论的思想，在实践论上则又揉进了道家“坐忘”、“自造”以及郭象“独化”的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丰富和完美了贵无论，把玄学推进到了东晋应有的水准，显示了玄学在东晋进一步融合的特色。他的思想理当是玄学必然的组成部分，在玄学思想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任何轻视乃至无视他思想存在的做法都是有失公允的。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的思想在玄学中还没得到应有的位置，关于他的思想研究，至今还未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因此，在多层面上开展对他思想的研究，不仅是易学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丰富玄学研究的应有内容，而且还是深化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他《周易》解释中的道德思想，理当包括理想人格的部分，但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只能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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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Ｍ］.  北京:中华书局,1974.

   ［２］(日)蜂屋邦夫.王坦之的思想［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七十五册［Ｃ］.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8.

  ［３］ (台)吕光华.韩康伯之易学［Ｊ］.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3).

  ［４］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Ｍ］.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５］楼宇烈.王弼集校释［Ｍ］.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