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从儒家的忧患意识-道家的悦乐意识-禅宗的禅悦意识的内在转换中更容易看出问题的实质。与时下对忧患意识的一味赞美殊异，我对之持一定的批判、否定态度。毋庸置疑，忧患意识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不容忽视。但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忧患意识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忧患意识的实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责任原罪感。与西方的出生原罪不同，责任原罪不是对此岸世界的批判，不是对彼岸世界的关注，不是留居在本然的生命世界瞩望着绝对的神圣至爱的莅临，而是瞩目现实社会的和谐，瞩目人与天道的同一。然而，有待反复垂询的是，天道的绝对合理性的根据何在?人与天道的同一的正当性何在?谁能担保这一切统统是真实的而不是一场骗局？与此相一致，谁又能担保天道的实现不会暗含着人本身的被奴役、被工具化和、被手段化？不会导致任何一次革命都成为维护现实的天道的革命，都成为扼杀人、消灭人、奴役人的革命？更进一步，中国往往是在距离自身最近的一点设定自己的人性，例如儒家就从“德性”来为人性定性，这样一来，所有的“生之忧患”就都被推向外界，诸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该”，但是却根本没有对生存困惑的关怀。因为他从不困惑，一切都是“举世皆罪我独醒”，只要无愧于历史、汉青，就死而无撼。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如此。这里的“天下忧乐”是谁规定的？何况，由于天道的绝对性，它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所以任何关于天道的忧患都是偶然的，不但没有触及个人生命深处，而且毋宁说个人在心灵深处甚至是快乐的，因为能够为天下而痛苦而沾沾自喜的快乐。至于为个人的生命痛苦而歌唱，则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例如中国的悲剧的必然昭雪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人的本性都是美好的，因此他的蒙冤就是外在与偶然的。“不该受苦”在中国是一种习惯心态，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一下子就从事实判断滑向道德判断，从“是与不是”滑向“该与不该”，从正视“正在受苦”这个事实躲到“不该受苦”的道德安慰之中。有一些睿智的学者已经一再追问：在中国苦难为什么会失重？而我们在中国的审美中也已经一再看到，一切被描写得轻松、飘逸，不离不染，蜻蜓点水，类似游戏，而缺乏一种被伟大的悲悯照耀着的深重的力量，道理就在这里。正是因此，中国人才不是清醒地批判现实世界，而是盲目地拥戴和接受现实世界，也才不去瞩目生命存在的根本困惑之类的话题，而去倾尽全力关注着社会的盛衰治乱、安定分裂，并简单地以“民不聊生”、“无立锥立地”，“吃不饱穿不暖”和“丰衣足食”，“冬有棉、夏有单”，“广厦千万间”作为“失道”与“得道”，“不尽欢颜”与“尽欢颜”的内在标准。与西方相比，他们虽然未曾让自己(自我)在上帝面前受审。但却始终让自身(肉体)在人伦、社会面前受审。虚无飘渺而又令人鼓舞的责任感使他们尽最大可能地压抑自己、剥夺自己、虐待自己，以俾最终得以实现或者哪怕只是更为接近人与天道的同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话犹如一座东方十字架，使他们自觉放逐于个体于“安乐”之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亘古原罪更使他们抛弃个人的一切：幸福、理想、自由乃至生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自轻、自贱、自残、逆来顺受、人格扭曲和处处偏又盲目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意识，一种无条件地选择献身、牺牲但又从来不去追询，怀疑对象的存在根据和正当性的意识，它造就了伟大。同时也造就了愚昧，它塑造了英雄，同时也塑造了懦夫，因为这种作为天道的担当者的忧患，正是出之于一种内在的恐惧。它不敢面对真正的内在困惑，于是就将一切归咎于外在世界，一切罪恶都是因外在世界而起，因此只要改变了外在世界，就可以万事大吉。这，就是它的遁词，也是它以天天忧患不已来自欺欺人的一个巨大的精神黑洞。
悦乐意识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忧患意识固然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然而，严酷的现实社会却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对社会秩序失调的殷切关注换来的反而常常是痛苦的失败，挫折、失意、流离失所，成为忧患意识的合乎逻辑的结果，那么，到何处去安慰自己的心灵?屈原在被天道抛弃以后，恍若丧家之犬，不惜以自杀去问天。但是庄子却不会如此。他将人性设定为距离自身更近的“天性”，干脆连外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加以逃避，这样，也就避免了屈原的自杀结局。那么，这“天性”寄托于何处呢？当然应该是自然山水。这样在悦乐意识成熟之后，一旦遇到屈原的处境，人们便自我放逐，既不正面反抗，也不与当权者合作，不约而同地走向山水自然的怀抱，从此岸的社会秩序遁入此岸的自然秩序，投身于超人间的山水境界，把它作为“慢形之具”。这就是所谓“仙境日月外，帝乡烟雾中，人间足烦暑，欲去恋清风”(张乔)。这当然就是所谓“悦乐”意识，对此，我在《众妙之门》中曾作过具体剖析。现在要追询的是：悦乐意识作为自由境界国是否真实、是否具有绝对根据?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然，悦乐意识明显区别于忧患意识。它敏锐地洞彻到天道之类的虚妄，不屑于效法忧患意识去斤斤计较于现实的得失、荣辱、恩怨，认为这统统是“假手禽食者器”、“利仁义者众”。“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庄子)但是，为自己选择一条倒行逆驶的道路，把自身从历史、文化，价值状态中剥离出来，重返无历史、无文化、无价值状态的自然生命，并非就是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抗。因为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反抗都是只能无条件地予以首肯的，反抗并非只有积极的、正面的价值。在我看来，悦乐意识的要害是只承认现实的历史、文化、价值形态这一维的此岸世界。这样，默认现实世界，或者说，公开地曲从于现实世界，这就是悦乐意识的所谓“反抗”。但是当人们对某种价值信念产生绝望、怀疑时，往往会转而走向否定和舍弃价值关怀本身，这固然无可非议，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身而出，抗击世界的残暴、冷酷，或许，只要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不落井下石，只要能够做到“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责怪他。但对于一个民族，却远不能这样看。我们绝不能由个体的某种选择推导出对价值关怀的否定和舍弃。如此这般的推导，只能导致对世界的残暴、冷酷的默许。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欺诈、哀伤、眼泪、哭泣、叹 、呼告，面对这一切，怎么能设想有人竟然能够拈花微笑、消遥自得呢?在此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悦乐意识是犯了无罪之罪，是在强化黑暗而不是在驱散黑暗?而且，凭藉事实形态去控诉现实世界，这更令人疑窦丛生。试想，从价值关怀回到价值虚无，回到“吾丧我”的生命本然，又怎么可能指控某种价值关怀的迷失，又怎么可能成为人类生存的根据?因此，不论这种容忍现实世界的毅然抉择对人的某种处境的揭露何等尖锐、何等深刻，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又是何等勇敢、何等执着，对它本身，我们还不妨认定，仍旧是十倍的黑暗和丑恶。何况，从深层的意义看，悦乐意识与忧患意识其实并不矛盾。不论是对历史规律、礼治秩序和天道的固守还是拒斥，究其实质又都是对于生命存在的困惑的遮蔽，或者把生存转化为社会，或者把生存转化为自然，但就是不是自己，因而都是对于个体自我的否定。还有人认为悦乐意识追求的就是个体的自由，其实这里的个体和自由统统不是针对社会而言。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个体、自由。不过，在对个体自我的否定上，悦乐意识又确乎不同于忧患意识，假如说忧患意识对个体自我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不能明确区分人与对象自然上，悦乐意识则表现在不能明确区分人与主体自然上。 2007-04-13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美学论文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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