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段，农业结构的转变非常缓慢，1952～1978年，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下降了6·9个百分点，畜牧业比重仅上升了3个百分点，渔业仅上升了1·3个百分点，在种植业中，又是以粮、棉、油料等大宗农作物为主，这种比较单一的、低水平的农业结构，自然限制了农业剩余的增加。
3、转轨时期第一阶段（1978-1991）的农业剩余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1985年以前，主要是依靠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农产品提价；而在1985年以后，则主要是建立在城乡壁垒条件下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即农村工业化的收益归农民所有）。此外，在这个阶段，国家鉴于过去对农民挖得太苦，调整了对农民的政策，农业发展很快，但是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汲取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例如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稳定甚至减少粮食征购数量（依靠进口弥补）等，因此农民手中的绝对剩余明显增加。
中共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迅速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农产品大幅度提价和开放自由市场，农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结构改善，剩余大幅度增加。1979～1984年，粮食在播种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年均增长幅度达到5%，而棉花和油料的总产量，年均增长速度则分别达到19·3%和14·7%.1985年以后，面对粮食产量跃过4亿吨的大关，出现“卖粮难”，政府鼓励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了多数畜产品的价格和市场。与此同时，随着农业边际效益在1984年达到顶点后，随着体制的松动和日用品的短缺，农民将很大资源投入到乡镇企业方面，农业剩余相对稳定在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上。
4、转轨时期第二阶段（1992-2002）的农业剩余。绝对剩余增加有限阶段（随着改革深入和市场化，城乡壁垒突破，资源遂向城市流动，农民则成为打工者，工业化的收益大部分为城市所得，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就是农产品市场与全国一样，出现了买方市场，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和小生产者的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产品出现了全面的“卖难”，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效益下滑。2002年，农民收入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终于被遏制住，但是，据有关专家分析，这几年的农业总产值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数字，实际掩盖了三个问题：一是农民打工的劳务收入增长比重提高，如果剔除这部分，农业收入是负增长；二是农业中养殖业是增收的，如果剔除这部分，种植业是负增长；三是高收入地区的农民收入是增长的，如果剔除这部分非农产业占很大比重的地区，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地区的农民收入是几乎没有增长的。[8]
三、农业剩余分配制度的变化
1、1949年以前的分配（以私有产权和国家政权强制为基础的分配）。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对国家的负担（包括田赋和劳役）多在5%——10%之间徘徊，一般王朝初期，由于经济残破，都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例如西汉初年实行“十五税一”政策，明朝初年的田赋约占产量的3·45%；当然还有劳役；清朝实行“摊丁入地”后，田赋只占农业产出的5%.但是到了王朝的中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和皇室官吏的奢侈腐败，国家通过正税以外的各种名目提高对农业剩余的提取，但随之统治危机也爆发。
在封建社会，在正常情况下（没有战争）国家提取不多，但是仍然能够维持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统治，并且广大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富足，根本原因是在国家和农民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阶层——地主。这个庞大的地主阶层，既作为各级官吏加入县以上（包括县）政府各部门；同时又承担起县以下的乡村统治和管理。国家无需为县以下的管理者支付薪金。
一般来说，地主通过占有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将其土地产量的50%左右（其中包括田赋）提走，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来看，实际上就是这些土地产量（扣除种子、肥料、工具折旧和人工）的全部剩余。这部分有多少呢，据张仲礼估计，19世纪80年代地主乡绅的年收入达到67500万两白银，相当于1855年朝廷财政收入（7708万两）的8·8倍，1911年朝廷收入（30191万两）的2·2倍。[9]到土地改革前，据推算，就农业来说，地主通过占有土地而获得的收入约为佃农田地收入的一半左右。
在封建社会，各级官吏同时就是地主，甚至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他们除了通过税收提取农业的剩余外，还通过地租和经营提取农业剩余。就农村基层政权的管理者来说，在土地改革前，其对农业剩余的提取，仍然主要是通过地租或雇工来实现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和选择，就农业生产来说，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当土地占有达到一定规模后，今天的研究普遍认为租佃制的好处不仅超过了农奴制，也超过了经营地主，而在租佃制中，定额制又超过了分成制。因为定额制不仅减少了地主的监督成本和对风险的承担，也能够调动佃农尽可能地增加产出，因为增加的部分将归自己所有。因此，经济越发达、土地单位产出越高的地方，租佃制也越发达。但是这种土地所有者利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尽可能地盘剥农民，甚至侵犯了农民简单再生产所需要消费。
这也是造成近代以来农村衰落和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家和地主按这种比例提取是很可怕的，必然影响到农业的发展，但中国农业经济长期发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大量自耕农的存在，这个阶层依靠农民战争和“分家析产”，虽然在一个朝代里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但是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的比例，当这种比例下降到一定限度后，大多数农民活不下去时，就会导致农民起义，当然，也有因为国家对剩余的提取超过了人民可以承受的程度，同样会爆发人民起义，如秦朝和隋朝。因此，在封建社会，国家、地主、农民对农业剩余的分配格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要经济因素。它的最终调节机制是农民战争和改朝换代。
2、1953年以前的定额提取。
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大陆农村首次出现了一个没有地主的自耕农社会。原来由国家、地主和农民三者瓜分的农业剩余，变成了由国家和农民两者瓜分。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前，尽管其间财政困难和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农业正税及其附加达到了农业收入的20%左右。例如1953年1月全国财经会议针对农业税征收中出现的“畸轻畸重”问题，规定老解放区的农业税大体固定在农业主要作物产量的20%（华北为18·66%，东北为19·66%，山东为21%），新解放区大体固定在15%.这种国家提取的农业剩余的比重，应该说是自封建社会以来所没有的高，但是由于取消了地主这个阶层，剩余的部分全部落入了生产者——农民的手中，因此不仅农民能够接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而且农民的收入仍然大幅度提高。 2007-02-25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行政管理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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