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居民一直享受着计划经济供给制社会保障。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无一面不受到计划经济的厚待。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人一点，企业拿一点，国家拿一点”筹措资金的形式而立起来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日趋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已做到应保尽保。可是，农村居民从来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他们所赖的是个人保障和家庭保障。许多地方的农民小病忍，大病拖着，往往患大病就不治而亡，或者因治病而负债累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仍见不到建立以“让农民拿一点，集体拿一点，国家拿一点”筹集资金的方式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迹象。有人认为土地就是农民的保障。所以不需要在农村再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我认为土地不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提供的是一种分担风险的功能，因此社会保障本身必须是稳定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例，城市的居民即使没有了工作，也可以领取社会保障金，靠这笔收入来维持生活。但是农民耕种土地，必须缴纳各种费用。前面讲过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特点，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回报率很低，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靠这种有着经营风险的土地来提供保障是不现实的。
我国城市里的福利待遇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但是政府在给城市提供资金的同时，给与农村的却很少，而且供给城市的那些资金的一部分也是来源于农村的。众所周知，建国后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就是利用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拿走的，在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本应该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但是我们国家却是不但没有反哺，反而一直从农村索取。据《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8日的一篇文章透露，从财政渠道看，仅1985年至1994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就累计达到3057亿元，年均300亿元。这部分国民收入本是农民创造的，但也被城市部门无偿地使用了。更为奇怪的是，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却未能充分运用到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上。有人估计，仅在1978—1994年的17年间，通过各种渠道从农村净流出资金近1000亿元。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一五”至“五五”期间，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一般稳定在10%左右，但从1981年起，这个比重逐年下降。农村的资金流到了城市，城市建立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基础设施。现在的户籍制度却认为的把一个国家的人划分为两个等级，限制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不让农村人享受本应该享受的待遇，对广大农民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 三、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法
户籍制度本身其实是一种人口的登记制度，但是在我们国家户籍制度被赋予了很多其他的含义，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必须要弱化户籍制度的附加内容，使户籍制度成为一个单纯的人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的附加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确立了城乡户口的差别、二是对城乡不同的户口实行不同的福利待遇。这两个方面的是相互联系的，如果城乡实行不同的福利待遇标准，就必须明确哪些人应该享受高福利，哪些人应该享受低福利，因此就必须对户籍进行城乡的区分。从前面的分析知道，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受辱的提高都要求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因此我觉得户籍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取消城乡的户口差别，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但是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弱化城乡的福利待遇的差别，只有逐步取消了城乡福利待遇的差别，才能逐步消除城乡户口的差异，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具体来看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户籍和社会待遇脱钩。户籍彻底和社会待遇脱钩，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消除户籍所引起的社会公平问题，促进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目前的现实是是城市的待遇高于的农村的待遇。要消除城乡的差别，不外乎两个方法：或者减弱城市的福利待遇，或者加强农村的福利待遇。第一种方法实际上是在剜肉补疮，不可取。因此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农民的福利待遇，把农民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2）集中人口管理权，成立统一的管理部门，减少人口管理的杂乱无章、政出多门的情况。目前我国由计划生育委员会控制人口的出生，统计育龄妇女数及人口的生育状况；公安部门管理户口登记，控制人口的迁移，每五年、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统计；国家统计局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委管理“农转非”计划；国务院还直接领导全国的人口普查。如此的政出多门，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协调的地方，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增加社会成本。因此，有必要成立统一的人口管理部门，统筹全国的人口管理和户籍工作管理工作。这样可以加强人口统计，统一协调管理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
（3）实行统一的户口，取消城乡的户口差别，取消户籍的区域歧视，解决“人户分离”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下，由各种户籍模式，比如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暂住户口，蓝印户口等等，这样的户籍政策搞乱了户籍管理。而且现行的户籍迁移的门槛过高，使得人户分离的现象很严重，人户分离的现象大量存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行政管理和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等方面均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应该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
取消人口流动的限制不会出现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问题。根据发展经济学的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农村人口做出迁往城市的决策，有两个主要变量：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包括货币收入水平、享受的公共服务量；二是在城市正式部门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就业概率。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是预期收入。如果城市的预期收入大于农村预期收入，那么，农村劳动力就会迁往城市。相反，如果城市的预期收入小于农村预期收入，农村人口就不会做出迁往城市的决策，甚至城市居民还可能因“城市病”的加剧和农村预期收入的增加而回迁农村。可见，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本力量，在于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如果我们逐步消除了城乡户口的福利待遇的差异，人口流动都是遵循价格信号的指引，那么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也存在一个劳动力边际回报率递减的问题，随着城市预期收益的下降，个人前往城市的动力自然减弱，因此不会出现人口无限制的涌入城市的现象。
石家庄放开了城市户籍制度后，并未带来想象中的向城市移民的高潮，用市长臧胜业的话说：“石家庄的户籍改革决不可能变为洪水猛兽,”因为“石家庄对外来人的吸引力,不完全取决于户籍制度,而是取决于有没有经济利益,说白了就是:有没有事干,有没有钱赚,有没有饭吃。”因此在逐步减弱城乡户口福利差异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的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异，实现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 2007-02-24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管理学论文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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