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系的发展也有“内源”和“外源”之分，有些学者提出要用“发展行政”代替“行政发展”，意在凸现行政体系自身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变革上的主动性和内源性。

那么，政府仿企业化于行政体系而言，是属于内源发展还是外源发展，是发展行政还是行政发展呢?这全在于政府如何仿企业化。简单地说，我们是从政府独特的规定性出发，去探求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和模仿企业呢，还是以致力于将企业表现得特别出众的优点加诸于政府呢?这有点类似于因为牛痘可治病，所以政府的痼疾多半是天花，并且最好是将这种牛痘即刻种到政府身上。

第三，当代世界各国行政改革需要有新的理论突破，“政府仿企业化”或者是其中一种，然而从政府仿企业化理论本身来看，一个缺陷是过于局限于技术性、工具性层面，缺乏一种终极性、价值性的目标和理念的供给。因而，从理论形态上看并不完善。另一方面，政府仿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模本，似乎忽略了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情况是：政府和企业作为当代社会典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实体，二者为了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变革，并且同等程度地迫切需要组织理论的创新，因此，就理论上来说没有谁仿谁的问题。

在给出以上三点思考以后，文章的末尾需要说明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

“政府仿企业化”毕竟最初是发端于西方的，有其一定的背景和基础条件。由于信息和知识的全球化先于各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全球化，某些中国学者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一颇具改革意味的方略，然而我们在界定这一“改革方略”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地位之时必须将中国国情尤其是政治国情中的宪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我们必须在维护这一体制的前提下操作改革)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只有当“仿企业化”这一方略更多地具有了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特点之后，只有当这一方略本身得以再发展，它在中国行政改革中或者能获得更好的生长点。

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浪潮中，江泽民同志指出：面对这一趋势，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加之仿企业化方略包含的改革精神值得称道，以及各国对本国政府的效率问题、腐败现象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在中国感受得到甚至比西方国家更为强烈的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这同时也是对政府改革或改革政府的诉求。

因此，仿企业化理论要发展，改革精神要坚持，中国国情要考虑。

总之，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挑战，在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值得称道的不是政府仿企业化本身，而是其意指的改革精神和改革思维。危机感不仅仅来源于企业运作得好而政府充斥着腐败、无能与低效，而更多的是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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