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赞美母亲和儿子自责的诗：生下七个孩子的母亲，像和暖的春风呵护孩子，她整日操劳，她具有“圣善”之美德；七个儿子长大了，却不能慰藉母心，分忧分劳，让母亲依然劳苦……更多的古籍重复着这一颂母、孝母的“主旋律”。二十四史尽管绝少记载妇女，但没有忘记表彰孝敬母亲的孝子孝妇的典型；地方志更是连篇累牍地记载。别史和私人著述也不乏记录，如刘向的《古列女传》，开创了母亲类型划分标准并进行范式化，成为2千年女教之圭臬：有正面的超级母亲——“母仪”，才德兼备的“贤明”、“仁智”之母，具有“贞顺”、“节义”美德或具备“辩通”之才的母亲；也有反面的淫妒祸国败家的“孽嬖”。

 

    儒家关于礼书的经典如《礼记》、《仪礼》详细规定如何对母亲生前、身后的尊孝、哀伤和追思，不但成为历代儒者身体力行的准则，而且还被后代不断阐发，进而影响朝廷决策和引导民众行为，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儒家将对母亲的尊孝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挂钩，与此同时，也要求母德的提升、期待母亲的奉献牺牲也就水涨船高起来。

 

    在母道文化方面，遵循这样的逻辑建构并实践着：需求促成了事实，事实反映于论述话语话语反过来又建构促进了现实——这种不断的实践--建构—再实践—再建构……，就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母贤子孝的母道文化传统。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既不能一味提倡封建时代的“孝道”和要求母亲的无私奉献牺牲，也不能全面否定母道文化中尊母孝母和母德母爱的意义价值。我们需要对这一母道文化现象进行历史的追溯和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

    “母道文化”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为母之道”，也就是人们怎样要求和看待母亲具体而言就是什么是好母亲（同时也界定什么是坏母亲）；二为“事母之道”，即对母亲的态度和行为——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传统的规范和事实上情形是怎样的。所谓社会性别（gender）分析，简言之，作为一个制度和结构，历史文化是怎样安排规定性别角色和规范的？具体来说，是如何规定母性和母亲角色身份的？赋予这种身份、角色以怎样的气质品性和职分？用什么途径来规范职分行为道德？如何塑造模范的母亲和孝顺的儿女（媳）谁参与了这种塑造？为了何种需要？产生的效果如何？都需要也应该给以回答。

 

 

    “母亲”和“女人”一样，不是天生，而是社会造就。“母亲”是对女性的一种社会文化角色的指认派定，“母性”则是对母亲角色界定规范和塑造。为人之母不过是女性诸多家庭身份角色——女儿、妻子、媳妇、母亲中的一种。用今天的眼光看，生为女人，女儿角色无可逃遁，而妻、妇、母不一定每个女人必须承担。但是，在儒家文化建构的性别制度中，生为女子身为女儿而不嫁，既嫁为人妻妇而不育，那是有悖伦理常情的另类异端，不为世俗所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对丈夫而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妻子来说，“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看来，赋予女性以“母性首要条件是结婚并生育（严格说生育儿子），这是做“母亲”的底线；至于被称作“好母亲”，需要在职分、气质和道德上接受文化的重重塑造（特别受社会性别制度文化的塑造和自我塑造），并不断加强“母性”修养，才会受到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认同——在世时受到家人称许，儿女尊敬，死后亲属礼葬，后代祭享，她们中间的优秀者还会彪炳史册，被后代颂赞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