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作为“全球共同体利益”的守护人，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者有一种全球性责任，即采取协调一致的伦理、道德行动。他们必须揭露并与任何时候任何层次的腐败展开斗争。政治任命者和政客是临时官僚，他们中的大部分和全球的公司法人精英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私人联系，他们容易被腐蚀、容易滥用权力，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狭隘的，仅在意那些有权有势的选举人。
12．全球化不会终结国家与公共行政。存在一种能够拓展公共行政研究、实践与教学范围的全球新机遇。公共行政刚刚跨入人类文明新时期，全球化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使得其未来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们期望的结果是全面的繁荣。
注释:
[1] 法拉兹曼得《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公共行政：一份批判性文献》，载Jean- Claude Garcia-Zamor和Renu Khator主编的《地球村里的公共行政》，第65页， Westport, CT: Praeger, 1994.
[2] 汉米得·塞迪格（Hamideh Sedghi）《海湾战争：世界新秩序还是无序？》，载《新政治学》1992年第21/22期，第62页。
[3] 艾里克·涂尔德（Eric Trudeau）《世界秩序的监护者》，《纽约时报》 1992年2月19日。
[4] J. A. 斯科尔特（J. A. Scholte）《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0页。
* 官房学（cameralia）是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德国的一种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限制货币输出。——译注。
[5] 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更多（或更少）的全球化》，《每月评论》1997年第4期，第1页。
[6] 同上，第1"2页。
[7] J. A. 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1页。
[8] 安纳·邓宁（Alan During）《多少才够：消费社会与世界未来》，第171 "172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2年。
[9] J. A. 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3页。
[10]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跨国公司与世界发展》，第4页，伦敦汤普逊国际商业出版社，1996年。
[11] 《金融时报》1999年1月20日。
[12] R·哈维(R. Harvey)《大企业的回归：全球无序的到来》，第189页，伦敦麦克米兰，1995年。
[13] J. A. 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9—440页。
[14] 戴维·罗斯考夫特(David Rothkopf)《数码政治：信息时代权力性质的变革》，载《国际事务》1998年第2期，第325页。
[15] 海登海默（A. J. Heidenheimer）等编辑《比较公共政策：欧洲与美国社会选择的政治学》，第330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
[16] 比尔·盖茨(Bill Gates)《未来之路》，第158页，伦敦伟金（Viking）出版社，1995年。
*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s) 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和日本于1973年建立。 ——译注。
[17] 米尔曼（C. Milman）和兰得斯滕(S. Lundstedt)《拉丁美洲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载《国际公共行政》1994年第9期，第1667页。
[18] 戴维·科尔顿（David Korten）《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候》，第165页，西哈特福得：库马瑞恩出版社，1995年。
[19] 罗伯特·赫尔布鲁纳（Robert Heilbroner）《人类繁荣研究》，第105 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1年。
[20] 戴维·科尔顿《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候》，第181页，西哈特福得：库马瑞恩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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