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剩余资本的驱动力，几十年来，它跨越了区域、超越了国界；它在“二战”后加速、在70年代后达到新高、并在90年代到达了顶峰。剩余（或利润）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命脉，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持续扩张，因此是资本主义取之不尽的动力。全球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的核心特征，几十年来这些公司占领了全球市场、享受了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新颖”之处仅在于资本积累的高速度和高比率，它们的实现得益于诸多机制，以及国家帮助下的公司在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范围内的灵活性。借用斯考尔特（Scholte）列举的原因，下面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解释。
全球市场。为寻求新市场、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限制的生产地点，许多多国或跨国公司决定“走向全球”。从美国冰雪地带到反工会组织的南方阳光地带的移动仍在进行之中，它推动了资本的积累。但更多的美国公司发现全球化是更快速、更有利可图的战略选择。全球消费主义开始兴盛，那些遍布全球、握有大把钞票的消费者有能力“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产品”；协调一致的公司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了个人公司所难以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为那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母国政府带来了很高的利润率和引人瞩目的转机。截止1989年，这些公司的广告费用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另有380亿美元花在了包装、设计和营销上。[8]1992年，英国和美国40家最大的广告公司几乎都设立了专门处理全球商务的部门[9]。《华尔街评论》写道，到了90年代，所有的法人公司均深信全球化“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
全球生产。由于能够降低成本，它取代了国内生产；而金融全球化使之变得容易，并为它提供了“全球性资源”，生产企业能够以此从世界各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由于金融全球化，“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工厂”，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的生产活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消化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和外部成本。
全球商品化。各种新事物的商品化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传统的有形贸易和工业已经向崭新的、唯一的、截然不同的“无形”东西转变，它们适合全球消费者的胃口，比如乡村歌曲、文化和民族风情。
公司结构的重组。世界性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引起了纵向和横向组织的重构，引起了全球层次上公司权力的集中和全球性统治阶级的出现。世界性公司的数量从 1960年的3500家增长到1995年的40,000家，它们的销售额占全球商业总额的40%。[ 10]从纵向角度看，跨国企业间的战略联合数量已经上升，连续不断的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形成了全方位的“融合”，1995年并购达6000起、价值2294亿美元。[ 11]实际上“兼并热”和“巨额兼并”潮流造就了全球性的核心组织和集权型的权力结构，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公司资产。[12]
这种全球集权型的公司结构又造就了全球性的“管理精英”和能在世界各地实实在在影响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组织精英”，他们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组织文化”：他们挑拨政府与政府对抗，策动政变或来平息那些对他们没有同情心的人发动的反政府暴乱。
全球货币与金融化。全球性货币不会效忠或依附于任何空间、任何民族或区域的人民。以前货币及发行主要是区域性的，是促进国内的就业、机会、商业活动和共同体的价值，与此不同，在银行电脑数码空间的作用下，全球货币和区域性金融的联系已经松弛了。1995年，“全世界9万多亿美元的银行资产属于非本国储户，且该国帐目处在外国发行的货币的掌握或控制中。”[13]在“数码政治”的帮助下，全球金融化步伐加快，改变了“信息时代权力的性质”。[14]
全球政府与行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稳定的环境，它需要秩序和社会控制。那些处于全球性支配地位的政府特别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本世纪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在军事和安全系统方面耗费巨资，以保护和促进公司在欠发达国家和本国市场中的资本积累。他们在许多国家实行军事干涉，更替合法政府，建立或支持一些最具压迫性和最腐败的政权，如70年代的智利、50年代的伊朗和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 “二战”以来，西方政府运用出神入化的通讯体系输出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自诩为理想模式的治理和行政制度。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发动直接的和授权的干预战争和入侵活动，美国公司找到了自己利益所在，并将它说成是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依靠强大的政府。资本主义的繁荣需要一个强壮的国家和行政体制，而有权势的工商业精英们却支配着政策过程、影响着政策的结果。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遭受周期性的衰退，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络，市场的失败呼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现代国家通过公共开支，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形成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中枢式角色。可是，在公平问题上，现代国家尽管也花费了相当部分的预算来为福利国家提供经费，以维持社会和经济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并不为公司精英所接受。
国内经济衰退。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受困于国内经济滑坡，典型标志是滞胀、能源危机、预算赤字、政治与总统危机、对企业和政府精英业绩的信任危机，以及普遍的组织松弛和管理水平下降。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公民抗税运动和公私部门里工会不断提高的工资要求。凡此种种国内难题又和伊朗、尼加拉瓜的革命对美国和欧洲施加的国际挑战混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它难以对加速进行的资本积累有所作为，也难以改革已经引起“财政危机”、代价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体制[15]。这些事件反过来驱使更多的公司走向全球化。
民众预期的增长。大众特别是那些工会成员的预期已经提高，工会要求工作“ 产权”、要求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劳动者队伍中妇女作用的上升等等成为明显的事实。公司权力机构认为公私领域雇员的这些要求与赢利目标不一致。此外，由 “平等就业机会法”引申出来的法律案件也刺激更多的公司去国外的全球性工厂去生产，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很少甚至没有法律约束。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 2007-02-23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公共政策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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