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公有制经济，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权、产权高度集中的社会经济统一体。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具有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合而为一的特性。像吉拉斯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国家权威支配下形成的，它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者取得政权后才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Djilas，1957）。如果说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尼和泽兰尼所说的权力中央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话，那么，新的国家政权的维护则需要一种符合统治要求的经济制度的支持。凭借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绝对权威力量，新政府和权力精英通过强制手段实现了公有化。在城镇，国家通过没收、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实现了国有化。在农村，国家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实现了农村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三级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林毅夫等，2002；董辅，1999）。国有化和集体化可以看作是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下作出的产权制度变革。
公有化的完成标志着通过暴力建立的政权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国有经济资产的实际占有者。
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的结合，转变了国家对经济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个集政治权、所有权、意识形态控制权于一个新的权力精英阶层之手的社会经济统一体（Djilas，1957）。
在这样的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里，公有经济是通过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的（Pejovich，1995；张维迎，1995，1999）。公有制规定了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但是，这种所有制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人民来实现的，其实质是一种国家所有制（Kornai，1992）。国家作为一种规定着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其自身并不能行使这些权力（North，1981，1990）。国家权力是通过一定的行动者—政府来实施的。政府作为科层组织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资产所有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这些资产委托给他人来管理。于是，各级政府和官员，通过任命厂长、经理，以行政方式委托他们来管理经营国有企业（张维迎，1995，1999；林毅夫等，1999；林毅夫，2000）。
在这种行政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经营者的人力资本是以“非市场贸易”的形式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虽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形下，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是，私有资产的所有者即资本家，是将资本以契约方式委托给代理人即企业家来经营的（张维迎，1995，1999）。企业家能力以自由市场契约的方式同生产资料实现结合。在这种契约关系中，资本家依其资本特权占有相应的剩余，企业家依其市场能力（企业家能力）获得相应的回报。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情形下，所不同的是，企业家市场被行政任命制度所取代（周其仁，2002）。
为了防止企业经营者侵犯所有者的权益，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剥夺了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张维迎，1995，1999），并以再分配的方式分配这些剩余，企业经营者只能通过高度集中的再分配渠道获得工资，其报酬也不是反映企业家能力的市场回报。
在这种行政性的资源配置模式下，工人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也是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实现的。虽然从法权上讲，每个人都享有对由国家或集体代表人民占有的各种生产资料的相同的所有权；但是，公有制下的个人，尤其是生产和服务工人，实际上是被排斥在公有资产产权行使之外的。由于公有资产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全体成员，单独的个人既没有权力决定资产如何使用，也不能索取收益（张维迎，1995）；而在几乎全部生产资料被国家占有的情形下，个人的人力资本便只能与这些被垄断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于人力资本配置是通过行政调配实现的（Kornai，1992；Pejovich，1995），人力资本产权因户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口粮供给（粮油关系）制度的限制而残缺，失去了自由交易的可能性（周其仁，2002）。因而，人力资本又是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的。
在国家垄断占有几乎全部生产资料，人力资本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实现同生产资料结合的情形下，国家便以行政方式压低人力资本价格以获取最大化剩余。如果我们将“利润”看作是在产权独立于行政权力、在市场议价机制中形成的，是各种资产的产权的市场交易的结果，将“国家租金”看作是在国家以行政方式高度垄断生产资料的产权且人力资本产权残缺、以行政方式决定价格的情形下产生的，是各种资产的产权在行政指令配置下的非市场贸易的结果；那么，在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情形下，国家便是以“租金”而非“利润”的形式索取经营剩余的。而体现着国家政治权力、产权一体化的公有资产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制度所授予权力精英的公共权力，则可以看作是“国家租金权力”。①「笔者最初在博士论文（刘欣，2004）中提出“国家租金权力”概念，它指的是国家凭借对公有资产产权的垄断性占有而以租金形式索取经营剩余的特权。这些权力是由各级政府官员行使的。」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再分配，实际上是对国家租金的再分配。控制着这些租金权力的行政和管理精英，不但享有再分配权力，他们还是分配这些国家租金的再分配者。这些权力精英，是有自己利益动机的人。在再分配这些租金用于生活消费时，他们利用所控制的再分配特权，通过偏向自己的分配而享有优越地位。
五、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
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可以看作由两个方面构成的渐进过程：（1）“分权让利”过程。“分权”包括“行政分权”和“经济分权”。行政性分权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对国有资产控制权限和相应收益权限的重新界定和分配（Walder，1995；Walder &Oi ，1999：1-25），包括向地方政府下放财税权、投资融资权、企业管理权（吴敬琏，2003）。
经济分权的实质，是产权控制权的重组，即与行政管理权限相应的公有资产的控制权在中央、各级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让利”的实质则是与产权重组相应的收益权在中央、各级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2）市场化过程。中国的市场化是在社会主义既有权威结构下的“市场化”；是在体制外“增量改革”的诱发和推动下，体制内的“存量”经济成分由“计划轨道”经“双轨”阶段而逐渐过渡到“市场轨道”的过程（林毅夫等，2002；吴敬琏，2003；董辅，1999）。
在改革过程中，原来的公有经济的委托—代理模式虽发生了变化但依然延存，它演变成了一种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在政治体制基本延续的情形下发育起来的市场，是嵌入在既有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在当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以下两方面的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1）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多级委托—代理制度，它是国家公共权力以租金而非利润的形式获取生产剩余并在再分配这些剩余时继续以再分配权力展现自己的制度基础，同时它也是公共权力衍生成寻租能力①「“寻租能力”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里，权力精英凭借国家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或者阻碍他人从所控制资产中获得最大收益的能力。寻租能力越强，攫取租金的机会就越多。笔者在一些经验研究中曾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过操作测量，研究结果表明寻租能力对生活机遇分配具有解释力（参见刘欣，2004，2005）。」的一个制度条件；（2）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既是市场能力获得回报的制度基础，同时，也是国家公共权力得以衍生成寻租能力的一个制度前提。 2007-02-23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公共政策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相关栏目: - 图书馆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