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未知 发布时间:2007-02-23
论文简述:——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 中国城市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型,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从传统社区向法定社区(市政层级)演变,在20世纪下半叶则经历了一个否定

    2建立街道财政

    街道一级设立财政,在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设想并进行了试点。例如北京市在街道建立财政科,实行“划分收支,定收定支,分级包干”和“定收定支,节余留用,超支分成”两种财政体制;设置街道税务所,实行双重领导、以区分局为主的体制。但在多数城市,进入90年代后才开始这方面的试点和推广。

    截止1995年,武汉市汉口的3个城区41个街道中,有37个实行了街级财政体制,覆盖率为90%;其中28个街道建立了财政所,建所面达68%。在收入划分上,将街道经济的税收和有利于街道征管的小税划给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所办企业及所属“三资企业”、挂靠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所缴纳的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印花税、车船税、屠宰税、税款滞纳金等属于街道辖区内征收的税收划给街道;对于辖区内集贸市场的税收,凡街道自办的属街道,区办的属区。在支出划分上,将街道办事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计划生育经费以及青教、文化、司法等专项事业费属于街道正常支出划给街道。在街道财政试行阶段,大的支出项目仍由区财政承担,支出的难点如抚恤救济、公费医疗、统筹医疗未下放街道。在推广阶段,有的区将公费医疗、统筹医疗分别按享受者人均80元和120元的标准下放给街道。在分成比例上向街道倾斜,调动街道多收多超的积极性。江汉区实行收入超基数分档分成,超额10%部分区、街五五分成,10%~20%部分四六分成,20%以上部分三七分成,1995年全区街道实现的超收分成收入占街道财政支出的33.07%。

    但是,由于街道还没有取得一级财政的法定地位,街道不能设立街级金库,具体操作上采取的是收入全额上解和支出下拨的“收支两条线”,街道之间收入混库现象比较普遍。现行基层税务机构不是按街区划分,而是按经济区划设置,一个街道财政所要了解自己收入的入库情况,一般要与三四个事务所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些都影响了街道财政体制的正常运转。

    3开展社区共建

    社区共建,最初叫联片共建,是指在一个居民区、一个“窗口”(如一条街、一个广场、一个风景点等)或一个街道的辖区范围内,由街道牵头组成由各界参加的领导小组,统一协调有关部门及区域内各有关单位,共同参加社区建设的各种联合活动。开始,各地开展的共建仅限于军民一对一的“对子”共建,后来相继出现了厂居、厂校、楼群等众多的共建对子,社区共建也就逐渐由点联成片,由居民小区扩大到整个街区。

    上海市五里桥街道的城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12月底,由办事处、条上各部门、街区内企事业单位和社团、居委会的代表和有名望的居民代表组成。所有的委员均为兼职,中共街道党工委书记兼主任委员。得到市、区政府承认的街道城区管理委员会的权限有:⑴工作建议权,根据政府部门或社区成员的提议,商议本社区管理事项,提出建议;⑵配合协调权,对政策的贯彻作出配合的具体决定;⑶检查监督权,设立监督员,监察行政权力行使。从权限上看,城区管理委员会很像是街道上的“小政协”。

    如果说城区管理委员会基本上还是一个虚的架构,在它下面以居委会辖区为单位的社区事务协商会议却是比较实在的。居委会范围内的各方面代表与街道官员、居委会成员一起签订“社区共建协议”,并商议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在朱健刚列席的铁一居委会社区事务协商会议上,出席者议决,为了方便居民存放自行车,由物业公司出地皮,异型钢管厂出钱,共同修建一个新的自行车棚。

    4调整党群社团的组织与功能

    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共党组织仍然是各级权力机构的核心,在街道也不例外。过去,街道党委是由各居委会党支部和直属党支部选出代表,在街道党代会上选举产生的。街道辖区内的条上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与街道党委没有关系,而且街道党委的选举方式与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派出机构的委任方式也不相称。1989年以后,各大城市的街道党委陆续改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定为区委的派出机构,不再由街道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警署署长等条上机构的负责人也被任命为党工委的成员。相对于街道党委,街道党工委的成立强化了整个社区权力结构的行政中枢。

    1997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法轮功事件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于1999年9、10月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视察上海等地的社区党建工作。上海社区党建的基本思路是:针对在街道辖区内无上级主管部门的新经济组织大幅度增加,各类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等组织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扩大基层工作的覆盖面,探索党员分类管理的新办法,改变过去以条为主、条块分割的局面,形成条块结合、分级属地管理的组织网络。上海市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支部将小区内403名在职党员全部编入“在职党员联系册”,逐一记录他们参加居民区活动的情况,定期向其所在单位党组织反映,并吸收在职党员担任楼组长、“五大员”以及社区党建研究会、居民区议事会成员。金陵东路街道设立了“下岗党员联络站”和“外省市来沪工作党员联络站”,定期组织这些党员参加组织活动。

    1996年,共青团中央联合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开展了创建“青年文明社区”活动。这项活动以城市社区(街道、居委会)为基本工作范围,以青年为主体,以社区团组织建设为基础,以提高社区文明程度为目标。团中央要求在社区建立团委或团支部,把流失的团员找回来;建立青年工作委员会,把社区青年工作资源整合起来;建立社区少工委,把少年儿童在社区组织起来;建立由社区志愿服务站、社区家政服务站、社区文化广场等组成的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和由青少年维权受理站、社区就业培训学校、青少年读书站组成的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努力做到社区和青少年双向服务的统一。参照新加坡执政党开展社区服务的经验,共青团组织的作用开始转轨变型,从过去的阶级斗争先锋队,转向“用我们的爱心和双手共建温馨美好的家园”的理念和“青年志愿者社区行动”,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婚恋服务、技能培训、就业指导、法律援助、失足青少年帮教等服务项目。 2007-02-23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公共政策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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