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争力经济学》一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的绩效更取决于在长期市场竞争中所发展起来的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是由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等不可测因素决定的，这大大减少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如果对竞争力的追根求源，就会一直追溯到能力、知识、创新、学习等心理和文化的因素，而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中，这些因素是很难纳入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因此，在回答是什么因素最终决定了企业的持久竞争力这个问题上，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是十分有限的。”
科斯曾指出：“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还人类以本来面目，即人们只能在现实体制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事。只有这样，现代制度经济学才能称之为“现代制度经济学”。” 就目前为止，经济学中人类的面目仍然是模糊的，至少缺乏了文化价值观念的人是不全面的。对此，西蒙提出“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可以更合适地标为组织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因此，即便是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需要组织理论，和它们需要市场理论的程度一样。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完全根据代理、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机会主义和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抽出的其他概念来解释组织行为，这忽视了类似权威、认同和协调的关键组织机制，从而是严重不完全的。” 可以相信，引入企业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克服新制度经济学在对真实世界探索上的缺陷，也为经济学“帝国”的拓宽指出了新的领域。企业文化进入经济学的过程也启示我们，将现象与事实归因于非理性和低效率是无助于人类认识进步的，探求选择背后的原因会让我们理解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存在是多种约束条件作用的结果。 让-雅克·拉丰、大卫·马赫蒂摩：《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中译本），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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