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后印度宪法宣称其权威来自人民。“人民”二字最早 出现于宪法中的是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当今大多数国家 都效仿美国的模式，直接宣称其制宪会议以人民的名义取得立宪的 权威。美国最高法院也把人民作为宪法法律效力的来源。
首席法官马歇尔(Chief Justice Mashall)在论及1819年的“麦古卢查诉马里兰”一案时说 道：“政府是来自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规定和建立起来的 …… 形式上也好，实质上也好，都来自人民。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并且是直接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使的。这些全体人民的政府，它的所有权力都是由全体人民委任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并为了全体人民而活动而生效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德俄奥匈帝国的战败而通过的新宪法使“人民主权”这个术语在宪法中的使用达到了高潮。每一部宪法无不宣称它的法律效力来自人民。如魏玛宪法、捷克宪法、波兰宪法、爱沙尼亚宪法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宪法仍然强调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宣告“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由宪法建立的机构行使，宪法须“经法国人民批准”。
综观各国的宪法文本，从严格的法律观点出发，宪法之所以拥有法律权威，均出于它是由一个能给予它以法律效力的团体所制定。这个团体或者是外在的立法机关，如联合王国的议会；或者是本国领土上的人民或人民以某种方式选出的制宪会议。宪法不仅享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即高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逻辑论证。母亲高于儿子，母法高于子法，宪法不是普通法律，它先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即使事实上不是如此，在逻辑上宪法也是先于它所规定的立法机关的。
宪法的功能就在于规范各政府机关，使各国家机关的活动 有章可循，因此不能将它与《文物保护法》这样的普通法律相提 并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 (1803年)一案中所说：
“毫无疑问，所有制定成文宪法的人们都想建立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这样的一个政府理论必将使违宪的法律不发生法律 效力。我们认为，宪法或者是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非普通立法 所能改变；或者与普通立法处于同样地位，立法机关想改变就改 变，二者必居其—。不是宪法控制着普通立法行为，就是立法机 关可以随意改变它。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一个违宪的立法便 不是法律。如果后者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人民的立场上看，他们 想要限制的权力从本质上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宪法必须按照 它的条款规定对它创建的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在内)加以限制，否 则又何必制定宪法呢?！”
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宪法最高性的理由是：宪法是行使制定最高法律之权的产物。这个有权制定最高法律的机关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外在的最高立法机关，如英国的议会之对于其自治领及其人民(包括复决和公民投票)。许多国家对此有明文 规定：由公民产生的制宪会议，它高于制定《选举法》的立法机关---- 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法律观。
显然，任何理论总不能只靠逻辑形式主义的推论而使人信服。美国首席法官马歇尔的论据，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有权解释美国宪法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的论据。换言之，所谓美国“宪法的最高性”，只不过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最高性，因为美国的真正宪法仍 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所造之法：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社会 问题作出了前后不一的“活的宪法”。
由于两百多年以来美国所有的最高法院法官都是自由主义法 哲学家，所以1787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迄今有效，依然可以适用 于以“自由企业”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亦复如 此。即使宪法实际上不生效力的国家，也可自称其宪法具有最高法 律效力。所以仅仅由法律领域不能说明宪法权威最高性的问题。我 们不得不进而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 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
对宪法作为法律就有两种对立的道德观：一种视宪法为国家法，而 国家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另—种认为国家是多数人受握有权 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状态，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国家与人民 不分的话，那么就没有宪法的地位，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纸法律文本 而已。
先说第一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宪法观。 宪法之所以不是普通法律而是根本大法，且不说它的制定机关与程 序特殊，仅从道义上来说，宪法也是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 是法律与秩序产生的—个前提。因此宪法从道义上应该是统治着任 何组织和个人的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律。
这个论断不过是在道德领域里重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在法律领域里的论据，谓宪法不能与 《野生动物保护法》相提并论，以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服 从或拒绝服从。除了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人在政治哲学领域是极少 的)，大家一般都公认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强制权威以规定社会行动 的适当规则。
人类既有善良的—面，也有残酷的—面，如果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临 之于上，势必不能成立有秩序的生活。有了法律然后有秩序、有安 全，秩序和安全是人类需要可得和平满足的条件。
这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道德观是以—种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的 观点为基础的。许多哲学家都企盼建立—个理想型的国家，然而这个理想国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真善美的概念。他们 把它写进现实的宪法中，就认为理想中至善至美的国家已经实现， 人们都应该服从它。
霍布斯的国家论，归根到底是坚持秩序和稳定高于一切，而不问秩 序与稳定的代价如何。黑格尔也说：苟无—位正统的皇帝，则国家 的人格就不健全。按照这种见解，国家也好，宪法也好，都是由它 的本性决定的；如果遭到失败或失误，不可归咎于国家和宪法，国 家和宪法始终是最高的。
如果我们不取这种见解，那么—种宪法观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的成 就的—把尺度，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在现实世界中 (不是在哲学家的要求中)，秩序有好的秩序，也有坏的秩序。现在 的德国人不见得会像黑格尔那样，认为“个人之最高责任是要做国 家的—分子”，他们想的也许是德国的最后责任是要做欧洲的一分 子。
与以服从国家为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的观点相反，另一种宪法观以 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作为宪法道义权威的基础。美国宪法第5条宣 称它自己是全国最高法律，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必须遵守。亚伯拉 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向南部诸州讲话时说道：“美国宪法过去 确实就是这样，只有坚持宪法中的牵制和限制等原则，并经常随民意和民情的变化而迅速地变化的大多数，才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名副 其实的全权者。否定它，就必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暴政。” 2007-03-17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国家法-宪法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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