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观上,中国人受孔儒之道的影响信奉“性善论”,我国宋代开始流传的《三字经》开篇即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一观念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因此中国人一向喜欢以道德教化人而忽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 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徒法不足以自行"。我们的古人一直坚信可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这种“礼法合一”的本土资源在今天就体现在“以德治国”。但当以德不足以治国,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不可阻挡的暴露出来时,我们面对不可收拾的局面无计可施，只能“乱世用重典”。因此,在中国每年都有几次的“严打”运动。殊不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还包含了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做出同样的违法行为,触犯相同的法律,都应该受到法律相同的评价,接受法律相同的制裁。而“严打”运动显然是违背这一原则的!
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土地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资料。一旦土地过于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以“均田地”为最终目标的农民起义就会揭竿而起，以树立另一个权威来从新分配以土地为代表的社会财富。如此反复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延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土地问题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主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的打败国民党政府与其说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如说是毛主席抓住了中国农民的心，始终坚持“打土豪，分田地”。所以，毛主席成为了中国老百姓树立的又一个权威。这既有中国民众喜欢寻找权威的历史惯性使然，也有当时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的因素。毛主席的权威地位在解放后我们学习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我们中国人一向喜欢的造神运动在这时发展到了顶峰，毛主席被不断的神化。对毛主席的盲目的崇拜，再加上一些人的利用，最终发展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萌芽到戊戌变法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思想启蒙是它们没有获得真正成功的思想原因。中国的思想启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达到了一个顶峰，但随之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思想启蒙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的救亡压倒启蒙，民族压倒了民主，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盲目排外只接受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斯主义(确切的讲是列宁主义)到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虽然社会主义也是外来事物，但它经过我们的改造就成了我们的本土资源）发展了顶峰。这种盲目排外思想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闭关锁国。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封闭必然落后！正如博厄斯所说，“人类历史表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所有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是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们的法律制度长期是以“诸法合一”、“礼法合一”、“刑民不分”为主要特征。国家的公权力在各方面侵入民众的私权领域。在中国这样追求和谐的社会里，老百姓到官府打官司往往被视做刁民而先施以“杀威棍”，因此当百姓之间发生纠纷时,“公断”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中国民众的心里,“民不与官斗”被视为传世经典。厌讼也就成为我们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说在我们中国,之所以法律规避现象如此频繁的出现,并不是我们老百姓天生不喜欢打官司,而是我们的法律本身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起到保护民众权利的作用或已成立的法律得不到真正的实行时,我们的法律没有权威又应当怪谁呢？当一个本来法律关系很清楚的案件却需要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乃至中央领导的批示才能得到应有的判决时,这判决本身就是人治的体现。在人治的社会里,法律是不能带来或者说不能总是带来正义的,因为即使法律本身没有问题(而实际上人治社会里的法律往往带有维护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问题),也会因为执法者个人素质或个人利益的影响而导致有法不依甚至徇私枉法。在一个法律如此脆弱的社会，要民众相信法律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可能吗？看到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被一个派出所所长折断的手指了吗？折断的哪里是一根手指,折断的分明是中国法律本来就很脆弱的权威呀！再加上我们的不少公务员至今脑子里还残留着封建官僚的特权意识，习惯“替民做主”,随意干涉私权。听到那个法院的法官说出“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话吗？这分明是对法律以及我们为法治建设所做出的努力的嘲弄！我们的社会里法律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表明我们还有法律而已！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出现大量的法律规避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殊不知,有法不依实际上比无法更加损害法律的权威!朝令夕改的法律无异于空气震动！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的岛屿文化，发源于爱琴文化（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文化），是由希腊半岛、埃及、西亚半岛合成的一种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发源于克里特岛。这个岛处在三个洲的中间（欧洲、亚洲、非洲），大小合适，大了就自成体系，小了则承载不起一个文明的重量。岛上的居民据说最初还是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生产，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岛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于是这个岛上的居民逐渐开始以航行为其生活方式。用航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甚至掠夺、战争。在这种环境下，自由自在的个人奋斗、创造的气质产生。这时他们没有什么集体和权威可以依赖，每个个体必须依靠自己去创造，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一样！因为多元文化的影响，克里特人在文化的混合和冲突中找到了感觉，再加上岛上可以航行两个因素，产生了以自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人在大海航行中感觉到了人生最残酷的意义：个人就像独岛，独自体会狂风巨浪，认识到只有自己的努力才能到达彼岸，只能依靠自己拼命去奋斗，创造机会。这样就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启蒙。中世纪的黑暗，回到了奴隶民族，直到“文艺复兴”从根本上复兴了“个人本位，自由创造”的精神。虽然西方文明的孕育中间也孕育了一些平等的观念。但这种观念主要是一种机会平等的观念。而且在西方早期的市俗社会中始终没有权威、重视等级（奴隶除外）。当他们发现他们也需要一个权威诞生时，西方人往往更愿意从人类自己以外去寻找。因此西方社会接受（或者用发现这个词更加贴切）上帝这个虚幻的权威。基督教除了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上帝这个虚幻的权威以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原罪论。原罪论使他们更加坚信人本身是贪婪的，人的欲望如果不用严格的制度加以制约的话是永无止境的。这也就法治找到了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 2007-03-15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法学理论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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