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学派中的人物或著作就没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确实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例如，法律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之真实与否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上，波斯纳就认为作为经济学之前提假设的理性人尽管不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法律经济学的有用性。理性人虽然只是一个假定，但它仍然是有效的，解释力很强，因此经济学得以成立并不必须其起始假定是真的。[14]这是一种罗蒂式的反基础主义的论证，[15]同时也是一种工具主义后果主义的真理观。又比如，批判法学的一些命题，法律与文学中斯坦利·费希的研究，都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16]
即使如此，我在其他地方也指出过，受这种影响的也并非上述学派的学者，而是其他学派的学者也受到影响。例如罗尔斯为自己正义理论的基础所作的辩解，[17]尽管他自己也许不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追究起来，一些被认为是后现代的学者，甚至是领军人物，就公开拒绝后现代主义，并对其他后现代主义者表示批评。最典型的也许是波斯纳，当然不是法律经济学的波斯纳，而是新实用主义法学的波斯纳。波斯纳不仅在《超越法律》中拒绝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18]又在《法律与道德理论的疑问》一书中公开且明确界定了自己与肯尼迪（批判法学）和费希（法律文学）的区别，[19]尽管波斯纳被有的学者界定为美国后现代法学两个领军人物之一。[20]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来源是传统人文学科中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看当代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家，他们都不是经验科学的信仰者，例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费希等，有些甚至是反对者。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例如福柯）也进行了一些从广义上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倾向从总体说来还是哲学的，人文的。
还有一些被标签为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们则更倾向于强调实证的社会科学，他们的一些结论可能同后现代的一些命题相近。但是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从具体的实证研究获得的结果。例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研究，使得“哲学死了”；例如波斯纳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使得他主张“超越法律”。但是，他们提出的命题都是有更强的学科针对性，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断言，更不是将这一断言作为他们实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他们反对从原则出发，主张“不要想，而要看”，[21]反对太多的形而上学的玄思，认为逻辑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行动的武器，是破坏者而不是创造者。[22]因此，要将这两类尽管在某些结论上有相似之处的学者归为一类，实在是一种混淆视听，有可能误人子弟。这种习惯性归类之偏好反映出一部分学者在阅读学术著作时过分注重结论、断言，而对学术著作获得结论的理路缺乏关注，对这些后一类学者研究的问题本身缺乏关注和理解。或者说，关心话语超过了被话语说的那个东西。
上面的简单梳理并不是反对当代中国法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用法。我的要点是，如同我先前的观点一致，我们不应当过于看重将某一个学者或某一部著作归为哪一类。这种工作对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也许有一定的意义，便于分类理解和全面把握；对于自己的思想清理也许也有点用处；对于教学、传授知识也许也有点意义；但是对于法学界、甚至对于法理学界的思想发展，在我看来，则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一位学者也许有点过于辛辣的因此有点后现代的挖苦，什么东西一落进“屎”（史）坑里，就完了；特别是法学。
为什么？因为法学和法律的特点，也因为学术思想发展的特点。就法学和法律而言，它们都是世俗导向的，最重要是要解决社会中的问题。而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非理论在前，实践在后；而更可能是相反，请想一想“理论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才起飞”。理论对实践有某些指导作用，至少可能在某些时候如此。但是，即使理论上通了，在实践上也未必能做好。即使在这一事件问题上做好了，也未必能在另一个问题上做好。从理论到实践之间有一个很难跨越的鸿沟。“懂得如何做”与“做”不仅并不相等，而且两者还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知行合一的问题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法学思想的发展而言，也具有这样的问题。一般原则既并不能规定具体案件的结果，[23]也不可能包打天下。法学研究能力的培养不是通过了解他人的思想、给它们分类或排座次能获得的，而是在仔细研究他人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结论）并不断练习中获得的。[24]
因此，在我看来，还是如同胡适所言，应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阅读学术研究成果时，首先不关心作者属于哪个流派，哪个主义，而是要和作者一起进入作者关心的那个问题。看作者的问题是否读者自己关心的问题？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其论证是否有道理？道理有多大？能否说服我自己？与自己的经验和信念是否吻合？如果不相吻合，问题是在作者身上还是在自己身上？自己能有什么样的补充和论证？用阐释学的话来说，读者一定要进入作者通过其文本展示给我们的那个视野。如果发现作者的说服力很强，那么，读者就可以而且也应当运用这种进路和理路来分析相似的问题，通过这种举一反三的反复练习，熟练掌握这种研究的“工具”，而不是注重研究的结论性命题。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逐步的，人的实际运用理论工具分析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获得了，就扩展了。否则，如果仅仅关注主义、流派，他人的研究成果最多也只能成为你的一种谈资，一种话语的材料。你永远会和这些研究材料格格不入。
应当多多掌握这种工具。因此，学者或读者不应当轻易接受仅仅某一种工具，某一个学派，而是应当反复坚持上述的过程，不断扩展自己的视野和增多自己工具箱内的工具，使自己的工具箱内样样货色齐备，不仅各有各的用处，而且在某些时候用在一处。这样，当遇到新问题时，你会很自然地懂得该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各种理论都有其短处和长处，没有一种可以包打天下的工具，没有一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并保证成功的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人们的备用工具，都是为了出现问题而准备的。而人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25]所有的理论都只是人们理解、改造自己的生存世界的工具。理论对于人类来说并不具有神圣意味，其全部意义仅仅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因此，“我们想的应当是事而不是词”。[26]
也许我的这种态度太贬低了理论？其实，我的这种态度是具有包容性的。也许对于某些学者来说，理论完美本身就是他生活更好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理论之所以对于他或她是神圣的仍然是因为理论对于他或她的效用。 2007-03-15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法学理论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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