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顺着在《实理公法全书》中所阐发的“天赋平等之权”的思路，康有为在后来写就的《大同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总结：“故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国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至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也，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 这里我们看到，康有为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天赋人权的思想，这对中国近代人权思想的萌芽和发展起到了铺架桥梁的作用。但是，康有为所说的天赋人权，不过是在平等之权（甚至被康有为窄化为男女平等之权）的基础上，采用其惯用的“请出历史的亡灵”的做法，牵强附会地杂糅进佛教和儒教当中的一些观念意识。因此，康有为虽然认同了自由的人权原则，但由于他特别关注的并不是自由人权本身，而是寻求变法救国的道路，所以，康有为所做的工作，主要不是宣传自由的人权原则，而是以此来解释君民关系，大力鼓吹民权，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无理和危害，并据此鼓动起中国的宪政运动。
（2）颁行宪法以利民权
面对列强入侵，具有深厚民族文化素养的康有为同他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样，特别关注民族的自强自立，为达此目的，必须去专制行立宪。康有为的思路就是：只有通过立宪、实行宪政，才能充分保障民权。基于此，康有为开始了鼓动颁布宪法的呐喊，从现有的大量资料中可以看到，颁布宪法，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反复提出的要求。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悉心研究了日本的维新史，认为日本之所以维新成功，全赖明定宪法，因此，1898年初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以拳拳之心明确提出：“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奋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招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 这不仅是康有为第一次提出立宪法思想，而且在中国民权宪政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以公开上书的形式，直接要求最高统治者颁行宪法，自此以后，康有为曾于多处，在不同场合，要求颁布宪法，明定国是。
康有为要求颁布宪法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将颁布宪法同变法大局联系起来，以此来保障民权。康有为认为，近代中国的变法主张，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开始，到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呼声绵延不断，要求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然而，到戊戌变法之前，这股潮流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冲击到君主专制政体，以前的变法还处于“变器”、“变事”、“变政”的阶段，严格说还谈不到“变法”。康有为坚定地认为，“定宪法”才是“变法之全体” 。康有为认定，之所以如此，在于宪法的本质是“去专制保民权”，康有为说：“宪法为何而立也？为敌君主专制其国而立也，为去人主私有其国而立也，为安国家而官明其职、人得其所而立也” ，“立宪云者，以君私有之国改为公有，以人君无限之权改为最高之世袭官权之约章云尔” ，“立宪之国，不论君主民主，要皆以国为国民之公有物” 。总之，颁布宪法的目的在于实现“公立宪法，立宪为公”，并进而保障民权。
可见，在康有为看来，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与保障民权是密切相关的。的确，在近代中国民权发展史上，康有为是较早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的人，也是最早主张“立公民”的人。他把“立公民”视为变法的当务之急，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公民观念，只有臣民观念，他说：“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观念，全国士大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也。” 因此，中国的变法改革，必须从“立公民”开始。按照康有为的看法，凡是年满二十岁以上，家世清白，没有犯罪行为，具有一定财产，均应享有公民权。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康有为所说的“立公民”不能完全等同于对人权的推崇和追求，但其中包含着以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尊重基本人权的某些积极因素。
康有为认为，民权应该包括广泛的内容，至少在宪法当中应该规定如下具体方面：第一，参政议政权。这是最重要的民权，专制条件下的臣民是谈不到参政议政权的，而作为立宪条件下的公民，参政议政权是首要的权利，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缺乏公民意识，因此，立宪以后，必须着重培养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宪法中对公民的参政议政权予以明确的规定；第二，平等权。前面已经谈到，康有为特别重视平等权，在他看来：“人皆天所生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之中，至平等也。” 因此，不论是政治平等，还是男女平等，都应该在宪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第三，宗教信仰自由权。康有为说：“且夫宪法煌换之大义，岂不在乎信教之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权是民权的重要表现，这一权利是“十六世纪时，德国流千八百人之血而后得之，乃载之约章，勒之国宪，视同金科玉律焉。” 在康有为看来，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实际上是天赋人权，只不过要在宪法中予以规定而已；第四，人身自由权。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主张大加赞赏，他说：“所求自由者，非放肆乱行也，求人身之自由，则免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罚、拘囚搜检耳” ；第五，财产自由权与营业自由权。这是公民应该享有的经济权利 。营业自由是指公民有平等的开业、盈利、追求物质财富的权利，而“求所有权之自由，不能随意没收耳” ；第六，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这是立宪与专制的重要区别，实行立宪制，必须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2、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以宪法法治定民权
（1）民权的宣传与鼓动 2007-03-12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法学理论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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