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有效。权利人未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没有取得处分权，合同无效。所以无处分权的人订立的合同在权利人未追认之前是处于一种效力努力待定的状态。

    无权处分行为在得到补正之前当然无效，这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也是与民法保护合法权利相一致的，是保护权利人权利的必然要求。但是，法律上也有例外规定，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可以经过权利人的追认而成为有效合同。这是因为如果承认无权处分的效力则会对权利人造成损害，与我国民法原则也是相违背的，但是权利人在无权处分行为订立合同后作出追认，这说明权利人同意了这一合同内容，且该行为对权利人无害，所以可以承认其效力。

我国合同法不允许处分他人财产，这首先在静态上维护了财产的安全，一旦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了他人财产，损害了权利人的权利,损害了财产安全和交易安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促进交易，规定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待定，没有得到权利人追认的合同为无效的合同，这在动态上维护了财产的安全.由此可见，无权处分合同为无效或效力待定。

三、无权处分行为与善意取得制度
    无权处分行为涉及到无处分权人与相对人，无处分权人与财产权利人，财产权利人与相对人三层民事法律关系，所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问题。如果无处分权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完全取决于权利人的追认。那么只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权利人的财产权而损害了相对人的权利，它只能解决权利人与相对人的关系，而且这对我国合同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原则也没有给以同等的重视，与我国民法维护利益均衡的宗旨相矛盾。所以在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待定的前提下，也要结合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善意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这就要分析一下合同法第51条与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关系。

    无权处分制度在合同法中解决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善意取得制度在物权法中解决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问题。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在未经权利人追认时，原不生效力，这使交易相对人非常被动。而善意取得制度旨在创设例外，从而可能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这也是符合立法的利益均等原则的。将合同效力系于相对人的善意取得或恶意取得，在我国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和第50条越权代理的规定中也有所体现。据此，在无权处分制度中不妨也引用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显然不存在该问题，当权利人不追认而使合同无效时，如果受让人为善意取得，则可以取得该财产。如果受让人为恶意，包括与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时明知其不具有处分权而与其订立合同或者订立合同时为善意但在之后的实际占有标的物所有权时已明知其不具有处分权而仍移转占有该标的物的，受让人均要负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如果对权利人造成损害的，无处分权人和恶意受让人都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判断无权处分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1条，在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判断权利人可否从买受人处取回标的物，应当依据善意取得制度。但是，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所以，在案例审判中会在适用法律上出现两种做法。让我们试看这样一个示例：

    B将A委托其保管的某物卖给C，C并不知该物的所有权属A，C取得该物是善意取得。A发现此事后向C追讨未果，因此提起诉讼。本例事实很清楚，双方均无异议，但因适用法律不同则会出现两种做法：一是不考虑善意取得制度，依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B与C订立的合同因为权利人未追认B也未取得处分权，所以合同无效。依据第58条“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所以C应向B返还该物，A基于与B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可以要求B返还该物。二是采取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C获得该物所有权，A只能依据B的侵权行为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这两种做法本身并无优劣之别，但在实际的交易环境中则各有不足之处。上面的示例很简单也很清楚，仅涉及保管合同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但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交易链条可能很长，租赁、保管、买卖、赠与等各种合同关系都可能出现，我们按一的做法一一去追回去实现势必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而且标的物移转的范围越广交易安全也就越得不到保障，权利人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造成的损失更会是金钱所无法弥补的。而采取第二种做法，则要面临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两制度的冲突问题。民法理论的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合同

有效为前提，因为善意取得为了保证利益均等保护交易安全而设定的，所以只有在交易行为合法有效时法律才有保护的必要。而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合同或效力待定合同，所以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但是，善意取得制度在维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的安全方面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制度在其他各国的民法、物权法等相关法中均得到了重视，在解决合同法第51条时，我们可以扬长避短，将两种制度适度地结合起来，这样在调整法律关系，保护交易安全，提高诉讼效率和质量上可能会更有帮助。在对第51条无权处分制度理论理解上有意识地扩大导致合同有效的条件，除了权利人的追认和无权处分的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可以导致合同有效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区分买受人善意、恶意的基础上来确定合同实际效力。如果买受人符合善意取得制度，则合同实际有效，买受人可以以善意取得制度来对抗权利人的追回权。如果买受人为恶意，则买受人要返还不当得利，权利人享有追回权。这样，一方面保护了权利人，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善意买受人，保护了交易安全，纠正了过于对所有权的看重，从而不至于买受人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性。同时也协调了无权处分制度与善意取得的关系问题。

    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实际案例的审判过程中，法官会有一个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法官审判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只要有法有据，公平合理，且兼顾各方利益则都无不妥。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典型案例的审判经验却有助于法律制度的进步、法律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