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肉体痛苦构态。这是具有生理能力的自然人所专有的一种生物形态或生理形态的损害，其属于低层次的“一般精神损害”。

2、精神痛苦构态。其虽然也是一般精神损害，从人类区别一般生物来说，却是一种比生物生物形态更高层次的心理形态的损害，这是精神痛苦构态区别于肉体痛苦构态的主要特征。

3、精神障碍构态，也称神经创伤构态。是指不法侵害公民的精神健康使其遭受了医学上可诊断出的神经疾患形态，通称精神病，这种构态是近年来司法界人士提出的，其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在法律上可归属为严重的精神损害。

4、精神法益损害构态。是指权利主体的法定人格权、人身权和其他合法利益遭到不法侵害，造成了精神方面的利益遭受了无形的损害，这种精神法益损害构态，受害人既可能是有生命机体的自然人，又可能是不具有生命机体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通常不能一概以“肉体痛苦”、“精神痛苦”或“精神障碍”来表达受害人遭受的损害状态。

5、其它非财产损害构态。是指违反契约、违背公序良俗和侵犯财产权等利益所产生的没有财产内容的各种精神利益损害形态，这种层面构态具有以下特点：（1）其他非财产损害构态一般不是直接侵犯人身权或人格权所产生的损害，因而无法直接归属于侵犯人身权或人格权所产生的精神痛苦、精神障碍、精神法益损害。（2）其他非财产损害的后果可能导致精神痛苦、精神障碍，还可能致人产生其他精神利益的损失。

分析各种精神损害构态及其特征，其具有以下共同点：（1）内容的交叉性，肉体痛苦、精神障碍和其他非财产损害都可能导致受害人精神痛苦和其他损害后果；反之，精神痛苦发展极端化也会导致受害人精神障碍或人身伤之。（2）损害程度的层次性，相对地说，肉体痛苦、精神痛苦、精神障碍和精神法益损害这四种损害程度是渐次加深的。表现出层次性，这种层次性影响了评定不同构态精神损害的数额赔偿的大小。（3）赔偿层面的多阶位，由于精神损害内容的交叉性和损害后果的多元化，决定赔偿层面不是单阶的，而是处于多阶位，有的是精神痛苦的抚慰，有的是对精神创伤的补偿，有的是对精神法益损害的赔偿。（4）损害后果的复杂化，各种精神损害构态都有不同的损害后果，有些是互相渗透，有些是交叉重叠，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情况。

近年来，随着人权维护意识的提高，各国日益强化对人身权和人格权的保护理念，对人身伤之赔偿的确定趋向类型化，反而没有从精神损害构态角度来考察如何赔偿。于是有人认为，确定人身伤亡赔偿金也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种类型，最高人民法院的《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0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三、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如何评定

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定，从损害后果来归纳可以有三种类型，其一，对单纯精神损害的赔偿；其二，对精神障碍的损害赔偿；其三，对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另有一种主张是，对侵犯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贞操权等具体权益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赔偿，分别以不同精神损害赔偿类型来进行处理，如侵犯名誉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侵犯肖像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等。

既然精神损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此推断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量定必须客观化。此“评定客观化说”最早由台湾学者王泽鉴提出。

赔偿数额评定客观化首先表现在，应当考虑影响赔偿数额量化的那些主客观因素，《精神赔偿解释》确定了六种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因素和其他因素。我认为，从司法实践的分类来看，那些主客观因素可归纳为必要因素和参考因素两类。

所谓必要因素或称必要情节，是指法律、判例和司法解释所作出的影响赔偿数额的主要客观情节，如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所作的有关司法解释中，提出确定赔偿责任的几个法定因素，应认为是列举了必要情节。必要情节主要有：（1）侵害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故意过失，或是推定过失？过错大，赔偿责任亦大。在法定或特定情况下，推定行为过错和无过错，也应作为承担责任的要件；（2）侵害行为的具体情节，主要是指侵害的方式、场合、范围等，侵害行为情节恶劣者，赔偿责任亦大；（3）侵害所产生的后果，根据损害后果的轻重，可确定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大小，侵害后果包括侵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该影响的大小，亦可作为确定赔偿责任大小的理由；（4）侵害人的营利情况，营利多者，赔偿责任亦大，必要时予以收缴；（5）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小平，法定情节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能成为必要因素。

所谓参考因素或称酌定情节，是指除必要因素以外，案件中客观存在，由人民法院灵活掌握，酌情参考的客观因素。这些因素有：（1）当事人主体类别，如系知名人士或法人、报刊杂志等组织与一般公民致人精神损害会造成不同社会后果，可能会影响赔偿数额高低幅度；（2）受害人身份、资历、地位等情况与精神损害程度有关，可能影响赔偿数额高低幅度；（3）侵害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的谅解程度，可能加重或减轻侵害人的赔偿责任；（4）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状况。

赔偿数额评定客观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权利人法律意识的是日益增强，人格价值和精神利益越来越受到尊重，赔偿数额会随着这些客观情势发生变化，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走向，但仍应审时度势地限定在一定数额之内，换言之，赔偿不能太高。因此，国内有学者提出适当限制原则。所谓适当限制原则，我认为是这样的一种规则，即法官根据案情，依自由心证裁量，在一个最高限额指导下，基于对无形损害的补偿、抚慰、惩戒等社会功能，酌定案件的相关因素，限定一个适当的数额，只要能够达到合情合理又合法，当事人双方息诉的目的，就可视为赔偿数额基本上达到了“适当”的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