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对女性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歧视，必将带来两方面的负面效应：一方面，阻碍了女性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的发挥，造成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不利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劳动力资源优势退化，不利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随意提高对女性劳动力的录用标准，或以种种理由拒绝录用女工，包括有些用人单位不愿招收处于生育年龄阶段的女工〔这些单位在招聘时，明确要求应聘，必须持有未婚证明〕，有些企事业单位招干，不愿招收女毕业生等，致使在男女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劳动者的录用可能性要小得多，导致女性就业结构不合理。在有些部门或行业，女工与男工可以工作得同样优秀，但女工所占的比例却较低，在一些为男性所适宜的工作部门女性所占的比例却很高。而且，对女性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就业歧视，必将造成女性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的就业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充分就业目标难以实现，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

   三、我国禁止就业歧视之法律规范及其完善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也是我国劳动法的立法依据和重要渊源。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这不仅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而且为公民

实现劳动权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为了将宪法规定的公民劳动权具体化，保持公民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全国统一的综合性的劳动法律。其中，涉及到禁止就业歧视之法律条款主要有：

   1、禁止就业机会歧视，保障劳动者享有就业平等权和职业选择权。《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第十三条进一步指出：“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2、禁止就业待遇歧视，保障劳动者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的权利。《劳动法》第46条明确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第48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3、禁止就业服务、就业安全歧视，保障劳动者享有参加职业培训、签订有效劳动合同和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劳动法》第八章对职业培训作了专章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发展职业培训事业，开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第66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发展职业培训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第67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第68条）《劳动法》第三章对禁止就业运行过程的安全歧视进行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第16条）“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17条）《劳动法》第九章大部分章节对就业中断过程的安全保障－社会保险，予以规定：“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第70条）

  此外，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并颁布了《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等一系列与《劳动法》相配套的劳动法规和规章，使《劳动法》的各项制度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为有效地禁止、杜绝就业歧视行为和真正实现就业平等提供了法律武器。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废止就业歧视方面仍存在以下缺撼：

   1、《劳动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关于禁止就业歧视之法律适用范围较窄，其所调整的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与《宪法》规定的“公民”不一致。“公民”是一个法律范畴，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人。《宪法》规定，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公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包括劳动就业权）都不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这说明我国《劳动法》保护的“ 劳动者”范围远远小于《宪法》保护的“公民”范围，《劳动法》关于禁止就业歧视之规定不适用于公务员、大多数农村劳动者。换言之，大多数农村劳动者、公务员所遭遇的就业歧视问题，不能运用现行《劳动法》的有关条款加以解决。

   2、《劳动法》 其配套法规、规章关于禁止的就业歧视类型之规定仍有明显遗漏。例如《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这就把年龄型、党派型和户籍型就业歧视排除在此条款规定之外，从而为年龄型、党派型、户籍型就业歧视，特别是对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歧视大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