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政治

国际法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深受国际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制约。[51] 事实证明，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有助于国际法的发展，而国际强权政治会窒息国际法的生机，因为它为国际法划定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天地。人们从国际法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发现，国际法对国际政治有一种畸形的从属性。中世纪和近、现代国际法，都是如此。

强权政治在近代国际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主权平等原则实质上只适用于所谓的欧洲文明国家。即使在所谓的欧洲文明国家之间，主权平等原则也大打折扣，受国际强权政治的制约。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帝国主义国家公然无视国际法的具体体现。二战后，国际社会成立了联合国，再次重建世界。然而，在战后历史的各个时期和全球的各个地区，以强凌弱的事件，时有发生；恣意干涉别国内政及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迭出不止。在强权的阴影下，现代国际法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屡遭践踏。

尽管在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中，国际政治不时制约国际法的发展，但是从国际法的发展前景来看，减少或逐步摆脱国际政治的影响和束缚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虽然在强权政治依旧存在的今天，国际法的作用受到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以及一些地区性军事大国的束缚，有时仍不免成为这些国家推行其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特别是对于那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尚不能采取强制、有效的制裁措施。但是，国际法律关系和国际司法行为毕竟已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制约国际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况且，世界需要和平，人类需要发展。因此，时代要求一切国家，特别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依法履行国际义务，真诚进行国际合作。否则，国际法的全部建筑就将濒临崩溃。

第二是国际法的民主性逐步加强。国际法主体的迅速增加，国际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使国际法由过去大国控制下的、用以为其垄断地位服务的工具，逐渐变为广大中小国家用以反对强权政治、制约大国行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正义的重要武器。国际法的原则及内容，越来越朝着国际民主化、平等化的方向发展，并成为改革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

第三是国际法的“硬”性因素呈逐渐增加之势。[52] 前已述及，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趋势，使国际法的实质内容正处于变动之中，国际法的约束力不断增强。

（三）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认识的进步。在当代的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根据国家主权原则追求各自的利益，但也尊重相互的利益，这就是主权独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社会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对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关注。[53] 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离不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今天，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已比以前更深刻地渗透到国际法中。[54] 国际法已从传统的双边主义（Bilateralism）扩展到有组织的国际合作，特别是经济、社会、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合作。此外，海洋资源的开采、外层空间的利用、国际环境的保护、核武器的扩散、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等等都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种认识已使人们超越了过去那种国际关系的局限，逐渐懂得全人类的相互依存。尽管这种发展还受到民族利己主义的严重干扰，但人们对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关注这一因素越来越影响新的国际法规则的制订，体现着国际法进步发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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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Malcolm N . Shaw ， International Law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 . 36 .

[2] Manfred Lachs ， Thoughts on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World Law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 . 86 ， 1992 ， p . 676 .

[3] See Bruno Simma ，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Law ， Recueil des Cours ， 1994 ， VI ， pp . 257 – 258 .

[4] 参见梁西：《国际组织法》（修订第五版），2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 梁西：《国际组织法》（修订第五版），32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6] 参见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中国法学》，1998（1）。

[7] 例如，1998年10月，应西班牙法官加尔松等人的要求，英国司法机关拘禁了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直到2002年7月1日，智利最高法院才作出终审判决，同意终止对前总统皮诺切特的审判，从而宣告皮案结束）；1999年5月，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检察长阿尔伯尔决定起诉时任南联盟总统的米洛舍维奇及其他4位南联盟高级官员并发出了国际逮捕令；2001年，西方国家对柬埔寨审判原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干预等。

[8] 参见梁西：《国际组织法》（修订第五版），33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9] See Serge Sur ， The State 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Globalization ，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 . 8 ， no . 3 ， 1997 ， p . 428 .

[10] See M . Chaskste ， Soviet Concepts of the State ， International Law and Sovereignty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 . 43 ， 1949 ， p . 27 .

[11] See H . A . Smith ， The Crisis in the Law of Nations ， London ， 1947 ， pp . 1 – 32 .

[12] See Joseph L .Kunz ， The Changing Law of Nations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 . 51 ， 1957 ， pp .73 – 83 .

[13] See Kurt Wilk ，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Ideological Conflict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 . 45 ， 1951 ， pp . 648 – 670 . 威尔克认为在主要国家间意识形态冲突的世界，已不可能有共同的国际法的存在。

[14] See Oliver J . Lissitzyn ， International Law in A Divided World ，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 no . 542 ， 1963 ， pp . 37 – 62 .

[15] 参见丘宏达：《现代国际法》，32页，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