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行政听证制度

四，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与解决
“听证主体”，通常指有权参加听证程序、享有相应权力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听证程序参加人。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已经开始将听证程序扩大到抽象行政行为领域，而该领域的适用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如此，听证制度中主体方面的体制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势必阻滞甚至阻碍听证制度的发展。
1，听证组织机关“自弹自唱”的问题
该问题所要解决的是“信任危机”问题，也就是我国应选择何种听证组织机关模式的问题。当前的现状是：负责调查的行政机构、负责听证的行政机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三者是同一行政机关，几乎是同一班工作人员，作完几乎所有的工作，此即“自弹自唱”。这使得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产生不信任感，认为听证程序不过是“装门面”、“走过场”。信任危机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人民群众会因此而丧失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参与的积极性，在其他行政行为方面也同样会丧失信任与认同，有可能走向对立、甚至对抗。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其不安定的内在因素的起因往往都是从信任危机开始的。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建立相对独立、专司裁决的听证机构，实属必要。即：应实行“职能分离原则”，主持听证与作出裁决的机构或人员，不能是同一机构、同一人员。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公正原则，也有利于提高效率和完善监督职能。针对现行的听证是行政机关自行听证的状况，建议从行政机关内部建立听证、裁决分离制度，并逐渐过渡到建立独立的听证机构。
2，听证主持人的地位模糊的问题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程序中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是组织整个听证过程的核心人物。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均规定，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指定产生，这样规定，就等于行政机关单方面随自己意愿指定本机关工作人员作“法官”，虽然规定了“必须是非本案调查人员或审查人员”，但其地位模糊不清，存在受谁领导和最终谁说了算的问题。正因为主持人的地位模糊，致使有利害关系情况下的回避制度与规定，形同虚设，这也等于让“太岁”手下的人，到“太岁”头上去动土，还得让旁观者相信：“这不是演戏”。一旦旁观者提出质疑，岂非尴尬？
因此，听证主持人必须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如果不能处于独立地位，势必难以客观、公正地评判是非，使听证流于形式，成为“骗人”的美丽“门面”。正因如此，前面所讲的建立独立听证机构，与此问题紧密相关，务必妥善解决。同时，独立的听证主持人也应当具备相应的（经过考核的）资格，即：应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行政管理经验等素质条件；结合我国国情，从发展趋势来看，还应该实行听证主持人全国统一考核制度。
听证主持人地位模糊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听证主持人的职责权限不明确。我国法律对听证主持人的职责权限未作明确规定，为了防止听证走过场，以后在立法中应明确规定，主持人在听证结束后，有制作听证结论报告、对该案作出合理裁决提出建议、甚至和解的权利。
五，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中的听证效力问题
听证的效力问题是听证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既存在体制上的因素、又存在听证本身所得到的“笔录”之效力问题。
从体制因素上看，我国行政处罚法体系中，将听证程序作为三种程序中的一种单列出来，区别于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从而使一部分行政处罚可以听证，另一部分行政处罚没有听证权，这种体制上的倾斜，在我国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实践里，产生了一些不规范的现象，比如：较大数额罚款的听证问题。治安处罚的听证规定界限是2000元以上，可是在执行中，
某些公安执法人员作出处罚时只罚1900；其他行政行为也有类似，如：按规定5000元以上罚款需要听证时，就只罚4900元。就在这模棱两可的“恰恰” 达不到、而又最接近听证标准的界限以内做文章，目的是尽可能不举行听证就作出处罚。
应当指出，听证程序，并不是独立于一般程序之外的程序，而是行政处罚一般程序之中的一个特别程序，是包含在一般程序之内的。所以，鉴于此因，我国行政处罚法很有修改的必要，使听证成为一般性程序，使听证的效力趋于扎实、并贴近实际的需要，以消除“盲点”。
“笔录”的效力问题，又涉及到多个方面：
1、听证笔录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效力
在实践中，法院一般对听证笔录本身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可，认为只要听证参加人对笔录核实无误并签字盖章，就具备了证据要素。但恰恰就是这种观念，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因为听证本身是独立的行政程序，而不是行政调查的延续。行政诉讼是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一般包括程序性审查和实体性审查（含事实证据审查与法律适用审查）。听证，是程序性审查的范畴，而非实体性审查之内容。故，对听证笔录所反映的证据，不宜直接采用。根据司法独立原则，听证笔录中所反映的证据，目前难以在行政诉讼中被直接使用，法院在实践中的此种作法应予纠正。
2、听证笔录在行政处罚决定中的效力
我国行政处罚法对听证笔录的效力未作明确规定，因为在实践中，行政相对人在陈述阶段如果放弃听证，可导致无笔录情况的出现。另外，在听证会之后，行政机关经补充所得到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也应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但听证笔录效力不明，仍是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听证笔录应该只能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依据之一，其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决定其效力，即：内容决定效力。
3、听证笔录在行政许可中的效力问题
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48条2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这一规定，事实上已经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决定基于记录”原则，正因为如此，行政许可法第72条又规定，对依法应当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无论任何情况，行政机关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在处理“申请行政许可”的事了，而是属于行政机关应该听证而不听证的行为已经损害了法律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了，所以，它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我国听证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
听证制度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证笔录的效力认定，听证笔录效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上述规定仍有瑕疵：因我国听证制度引进时间较短，对笔录应如何认定还不够规范，仅仅将笔录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依据，这样，赋予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过大，可能导致听证流于形式，甚或造成功亏一篑的后果，据此，确有制订实施细则的必要，以对笔录的制作、认定加以规范，增加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007-03-07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行政法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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