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行政听证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制定以前，也没有行政听证制度，虽然党和政府很重视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也继承了中国古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法律思想，但依法治国的观念为《宪法》所确认，以及政府职能观念的改变，却是建国40年以后的事。中国的行政听证制度本身，不是直接来源于宪法规定，而是在向国外学习、改变观念的基础上，从国外引进的这一制度。行政听证制度，虽不直接来源于宪法规定，但它符合我国宪法精神和中国国情，而且其法学理论基础仍在于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相关基本原则。比如，宪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中规定的人民民主原则，就可作为行政程序法及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学理论基础。
行政听证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听证，具有集思广益、加强政治沟通、促进政治参与、提高行政效率、防止政治腐败、杜绝行政专横等等很多益处，对我国国情中的一些容易激化的矛盾，能起到缓和作用。
根据我国现状，听证制度在我国，既适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又适用于行政立法等领域。在行政执法领域，听证，具有查明事实真相、体现行政相对人的主体性和参与的平等性、提高执法活动的透明度、增加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等诸多优越性，这些已经为我国近年的实践所证实；在行政立法领域，听证，又具有实现直接民主、提高立法质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等的益处。总之，听证制度，有利于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但也应该看到，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实施的时间比较短、范围也不够广，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我国行政听证制度适用范围中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1、我国行政处罚法适用范围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其以后的条文又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这就是我国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
经过实践，上述范围显得偏于狭窄，而且不是必经程序，也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这就显而易见，在适用范围上应该有必要予以扩大，尤其是在限制之人身自由的处罚方面。因为“行政拘留”对于行政相对人的侵害危害性巨大，而且是处罚最为严厉，这就应该从法律上采取有力的补救措施。而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交保暂缓执行制度，并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陈述事实、申辩理由的机会，难以达到公正行政的目的。
根据上述现状，应当对我国行政处罚法进行适当的必要的修改，或者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便对行政拘留的行政行为当事人给予听证的权利。同时为了保证和有利于公安机关履行职责，应当对此类听证，采取“结合听证”的听证方式，即：行政决定应事前举行非正式听证，以防止出现大的偏差或错误。决定后，当事人不服时，举行正式听证。在操作时以事前听证为主则，紧急情况下可以采用事后听证。但也可以考虑在非紧急情况下，以事前听证为正式听证，紧急情况下以事后听证为正式听证的方式进行操作。以此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修改必要，以配套使用，或者考虑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并对此作出相应规定。
劳动教养的听证问题，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中应该进行听证的又一个较大的现实问题。因为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可长达三年，达到了一些刑事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期，而其决定方式的现状却是：不经司法审判，以人民政府的单方面行政行为方式作出决定。其处罚程序对作出决定的证据没有什么法定要求，不存在当事人质证、申辩的权利，决定的作出仅仅是政府的单方审查。我国劳动教养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在国际上有一定的舆论臧否，是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听证制度适用范围应当拓展的一个领域，当予重视。
从理论上讲，对劳动教养应分为两个角度来考虑：其一，从宪法角度。政府根据宪法第100条授予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制定了劳动教养制度，本质上不与宪法第37条抵触。宪法第37条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并没有规定人民政府可以例外。因此，劳动教养对人身自由限制的程度应区别于犯罪份子，限制时间应修改为刑事犯罪最低惩罚限度（管制之3个月）以下，执行地点也应参照管制方式执行。否则，若因时间短而达不到教养之目的，则应考虑对宪法进行修改，使政府行为不再与宪法之规定发生矛盾。其二，从保护当事人权力的角度。应充分保护当事人申辩、质证等权利，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听证，应该在此领域建立听证程序，而且应采用事前听证的听证方式。
基于上述情况，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制度所适用的范围应当扩大，尤其在限制人身自由的方面应当建立听证制度。

2、抽象行政行为领域存在的问题与解决
行政听证制度听证范围狭窄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价格领域、税费征管领域、城建管理领域、环境管理领域等等，这些领域目前均无明文立法。这些领域多为抽象行政行为涉及到不特定“行政相对人”的领域，所以，此类行政行为发生错误时，将导致较大范围的行政相对人与政府的矛盾，甚至产生对立，使群众对政府的行政行为缺乏认同感。比如，城市拆迁、征地补偿等，既出现过政府行政强迫拆迁、致使部分群众流离失所的情况，也出现过少数群众暴力抗法的事件。因与政府发生矛盾而导致群众上访的问题，更是各级政府感到头疼的问题。
针对这些情况，听证，能够在行政行为作出以前或者之后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增加人民群众对行政法律法规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是法制的灵魂。正因如此，应在上述领域推动立法进程、并对现有法律的某些条文进行必要的修改，增加听证程序，目前可在上述领域先行尝试听证，即：按照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方式，公告或邀请人民群众代表、相应的专家学者等，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座谈式公开听证。比如，北京市政府今年调整市区用水用电价格时，就进行了公开听证。这种方式虽然还没有法律规定，但可以为以后的立法积累实践经验，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大胆尝试，推动立法，最终，在我国建立涵盖所有行政领域的“行政程序法”。
3、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进步及当前仍需推动的工作
2004年7月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我国听证制度立法的又一重大进步，它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确立听证程序（第46条的“主动听证” ），这一立法明确了在解决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上，行政机关都要举行听证的规定。具体地说，当前还应该在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征地拆迁等方面推动听证工作。行政机关在作出涉及这些方面的行政许可时，不能只考虑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还应该了解这些许可实施后，可能对他人的生活、生存、生产等产生的影响。而第47条的被动听证，要求只要是在行政许可决定涉及申请人与他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就要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听证的权利。比如在一些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中，申请人的要求量超过了许可批复的最高数量，而有些许可事项又不能采用招标、拍卖的方式处理，这就可能使一些申请人得不到批准，这些申请人就有要求举行听证会的权利。行政许可的审查人员应当给予未被批准的申请人说明不予批准的理由；该申请人还可据理申明自己应该被批准的理由。又比如：城市规划部门欲批准某房地产开发商建造楼房，该楼房的建造，可能对周围居民的采光、交通、环境等产生影响，规划部门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告知有关居民，他们有听证的权利，等等。这些方面，急需依法开展听证工作，缓和并最终解决公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与矛盾。 2007-03-07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行政法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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