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权利冲突 抽象性 生活事实 制度化
权利冲突是法律上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权利意识和权利理论占主流的国家，权利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造成理论上和实践中无休止的争论。尤其在民法理论和实践上，随着权利种类的扩展，以及权利的分化，新的权利冲突更是层出不穷。如何理解权利冲突现象，以及如何解决权利冲突问题，实乃一项艰巨的课题。
一、权利冲突的成因：抽象概念与生活事实的冲突
有权利存在就有权利冲突，这是论证的基础。但关于究竟权利是什么，至今仍未有明确的结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冲突，如何便转化成权利冲突？比如，在相邻关系中，或新闻自由和隐私保护的纠纷中，存在的冲突属于事实上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需要公共机构予以解决。但在民法上，则转换成所有权之间的冲突，或者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这种转化的意义在于，通过法律上的加工制作，使现实冲突转变化法律冲突，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法律理论来加以解决。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化是否具有必然性，以及权利理论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解决冲突。
生活中存在各种冲突是客观事实，人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冲突的世界中。如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就说：“我不了解，任何经过这五十年参加实质工作的人怎么能不得到两项结论：利益的冲突和集体的行动。”[1]冲突在通俗意义上可以描述为“利益冲突”，但仅仅“利益”一词也并不能说明冲突的实质。因为利益也是由制度决定的，没有制度基础的利益只是虚幻的利益。如优先权和抵押权的冲突，只是表述了一件事实，即优先权人和抵押权人都有争夺优先受偿权的欲望，但究竟利益属于谁所有，则由法律来加以判定，在此之前，双方都可以主张利益，但这种利益本身是未定的，仅是冲突而已。只有在法律进行合理分配以后，利益才能成为确定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将冲突归为利益冲突，在理论上是一种本末倒置，利益冲突并不能合理描述冲突的实质。
在此分析基础上，将民事冲突归结为“权利冲突”是否就妥当呢？不然。因为权利是一抽象的概念，权利冲突更多地体现为“概念”的冲突，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就权利的内涵而言，历史上法学家们所提出的“意思说”、“利益说”、“自由说”、“资格说”、“主张说”、“规范说”等等学说，都不能科学、完整地说明权利的真正意义。其原因在于，上述学说总是假想权利背后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本质，这种本质能一以贯之地解释权利的根本特性，但其结果其是不容乐观的。[2]但反过来说，如果不能找出权利的本质或特性，那么这种抽象的权利也就失去了依托。就种方法就是理性法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体现在概念法学上，便是抽象概念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在权利本质学说的诸种理论中，只有意思说、利益说和法力说可以相互抗衡，但学说最后倾向于法力说。就意思说而言，对于人格权并不能有效解释，因为人格权并不是基于意思而赋予的。实际上，意思说是一种价值判断，用其来解决具体规则并不能行得通。而利益说认为权利是一种法律保护的利益，但既然权利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某种利益的，那么它本身就不是这种利益，只是一种法律的形式，可以依此形式主张利益。至于对法律的保护强调，利益通过法律制度以及其他方式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不一定要设定一个权利，如通过义务或处罚也可以对利益进行保护。拉伦茨认为，如果认为法律保护对权利来说是主要的，即权利人应自己拥有这种权利，并通过诉讼来实现法律保护，那么又会把权利和诉权相提并论，这种说法也没有涉及到权利的性质，也无助于我们把两个不同的定义结合起来。[3]而法力说则强调法律的制度保护，离权利的本质最远，而最为人所接受，充分说明了权利只能从制度上去寻找大致定义。
上述分析仅仅表明，权利的本质其实就是法律的外壳，即法律强制力。这种奇怪的结果表明了抽象概念最终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只能代表一方面的倾向，而不能决定权利的实现。但为何人们乐于从权利的角度来分析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冲突，是饶有趣味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模式是与理性主义方法分不开的。理性法学习惯于借助逻辑的力量，运用概念的推理，构建出一幅理想的生活图像。这种图像具有法学家所幻想实现的价值判断于其内，生活世界从而被涂上了一层主观价值的色彩。权利概念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它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以个人为基点，世界围绕个人的私域而运动，一切问题也就可以归结为权利的问题。同时，这种价值观具有很大的反作用，个人因为权利的存在而被迫独立于他人和社会。
但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统一性来说，这种对生活的概念意义上的切割非常偏颇。因为现实生活是由诸多个人组织起来的，个人和社会犹如鱼之如水的关系，很难说个人和社会哪个更重要，哪个居于首要的考虑位置。模糊的权利观念往往带来的是，当某一冲突出现时，往往以个人为中心来考虑，根据权利的逻辑要素来论证，而忽略了社会和他人的存在。其实，当两个冲突的权利存在时，逻辑也是无法解决的，而取决于利益衡量。如优先权与抵押权孰先孰后，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的界限为何等，都是由立法者或法官进行判断的，这种判断本身是一种立法或司法技术，带有个人的主观因素，并非逻辑推理的问题。
关于权利冲突本身的局限性，还可以从民法本位的变迁过程得到启发。在“义务本位”时代，人们不知道权利为何物，基于社会冲突的客观存在，解决冲突问题也只能在义务本位的框架下进行。此时，是否社会冲突就成为“义务冲突”了呢？其实，古罗马法正是基于解决社会冲突而建立起一个独特的法律体系，虽然其时无权利观念，但并不影响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继而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私法规范体系。现当代社会进入一个立法的社会本位时期，当社会冲突出现的时候，由于社会利益已取得与个人利益等同的地位，将社会冲突简化为权利冲突已不完全合乎现当代的民法理念。为此，学理上应重新重视社会冲突的解决的基本方式——制度。 2007-03-09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法学理论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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