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计划的编制、审批和下达程序制度。这是关系到计划科学性和有效性、关系到计划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制度。这方面的制度除了规定从提出初步设想、编制计划草案、审议批准计划草案到下达计划的各个主要阶段以外，主要还是规定每个阶段的行为所应遵循的原则和规则。其中，计划编制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原则就是保证计划科学性、民主性的一项重要制度。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为了复兴本国经济和赶超发达国家，相继引入计划协调和协商机制，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日本、法国、韩国等。这些国家根据本国的特点，在计划编制过程中为提高制定计划的社会参与程度而建立了各有特色的协调、协商制度。例如：日本的“咨询”制度，要求在拟订计划过程中，采取咨询方式，通过信息的纵向交流、官民合作协调，实现社会的广泛参与；法国的“协商”原则，由政府官员与“社会伙伴”（各行业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进行充分协商、对话，共同完成计划的编制工作；韩国的“民间自主创意”方式，财政经济院（原经济企划院）在起草计划草案时，必须广泛征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不仅要与有关部门协商，而且鼓励公私企业积极参与，提倡公众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共同讨论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政策取向。这些不同方式的社会参与制度对于保证各自计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编制计划的一般特征。[29]
2.计划的执行和调整制度。执行是计划工作（过程）中的正常和基本的环节，是计划发挥调控作用的必经程序和决定性阶段。计划的执行因指令性计划指标和指导性计划指标要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计划的调整则是计划工作（过程）中的非正常和特殊的环节，是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因情况的变化，依法定权限和程序对计划进行必要的变更或修改。计划的执行和调整都要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则。尤其是计划的调整，更需要有严格的规范，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在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计划的执行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保障措施。因此，计划的执行和调整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计划的监督制度。计划的监督也是计划程序的重要方面，它是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对计划执行单位完成计划的情况进行的检查、监察、督导和纠正。通过计划监督，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其发展态势及时准确地做出分析判断，便于各级主管机关适时适度地采取措施进行调节，以避免经济和社会发展过分偏离预期的目标。计划监督是计划执行的保障性程序，有利于维护计划的严肃性，最能体现计划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因此这方面的程序制度的积极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计划的监督制度必须对相关的原则和规则包括监督的主体、形式、进行明确的规定。
（三）计划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制度
实施法律救济，并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是实现计划法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实施法律救济，是为了使有关市场主体在其因计划而生利益遭受损害时存在寻求救济、获得赔偿或补偿的可能性；配置法律责任、尤其是计划权力主体的责任，则是为了使上述可能性能够最终得以落实。[30]
因此，计划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制度构成了计划法基本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计划法律救济制度，是指规定在计划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不能正常享有和权力不当行使时，依法对其加以纠正或补救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对于有效地控制计划权力、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计划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计划法律关系中，计划管理主体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要求广泛吸取社会主体的意见，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以单方意思作出，且计划内容具有概括性和宽泛性，往往使计划管理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没有相应的法律救济，则易使计划的执行偏离其既定方向，还可能导致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进一步滥用。[31]
计划的法律救济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救济制度，包括权力机关的救济、行政机关的救济和司法机关的救济等。而且，除少量的是专门针对计划行为的以外，多数还是针对一般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
计划法律责任制度，是指规定在计划的编制、执行等过程中，有关主体依法应当承受肯定性或否定性法律后的法律制度。这是计划法作为法、计划法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障。在计划法律责任制度中，由于计划法中不仅有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且有大量的提倡性规范，因此计划法律责任不仅有否定性的责任，即传统的民事的、行政的和刑事的责任，而且还有肯定性的责任，即体现经济法重要特点的奖励。计划法律责任包括计划管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计划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这两种责任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相对来说，因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影响，确定计划管理主体的法律责任较为困难。这方面制度的完善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整个法治进程的状况和法律责任制度的精细化程度。 四、我国计划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完善
（一）我国计划法律制度的现状
虽然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但是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形式意义上的计划法，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计划法律体系。这是由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运行实行严格的控制，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统销、价格严格管理，计划的实施只是指标和任务的分解下达，计划几乎无所不包，并且主要通过行政指令加以实施，没有产生出对于法律调整的内在需求，反而在一定意义上排斥严格的法律调整。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长期以来没有任何计划法律规范。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先后制定了一些有关国家计划的规范性文件，如《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1952年1月）、《关于编制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草案）》（1953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1955年10月）、《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规定》（1958年9月）、《关于加强财政计划工作的决定》（1960年1月）、《关于改进计划体制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1984年10月）和《关于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暂行规定》（1987年3月）、《关于试点企业集团实行国家计划单列的实施办法（试行）》（1992年8月）、《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国家订货的暂行规定》（1993年8月）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加强当时的计划工作和完善计划法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情况的变化，特别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原有的计划法律制度已明显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经过近几年的法规清理，我国原有的关于计划的规范性文件大多被废止。 2007-03-04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经济法论文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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