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考移民 教育权 迁徙自由 行政主体 平等保护 正当程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迅猛发展，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培育了大量高学历人员。学历越高，竞争力相对越强。这样以来，“一考定终生”。“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子女的前途，父母们穷尽一切手段和办法使子女能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高考移民”无疑是一条捷径。
一位河南的周先生给记者算了一下：来天津把三年高中上完，要花费10万元。2004年河南省文史本科高考录取分数线564分，天津为472分，相差近100分。10万购买100分的差价，相当于一分1000元。而要是在河南参加高考要想获得一分的优势，要的就远不止1000元。在移民者眼中，能上好大学是最重要的事，哪管会挤占移入地的升学名额。海南一高考考生朱某向记者说，他们所在的学校外地考生虽只有20多人，但这些人的学生成绩却都是拔尖的。前年海南省省外考生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第一批录取分数线的人数占第一批入围人数的23.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南省政府下发《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暂行规定》：所有要求在我省报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教育部当年有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的规定。此外，在我省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考生，除往年规定的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户籍外，考生本人高中阶段后两个学年须在我省就读；或是考生本人小学或初级中学在我省毕业且毕业时户籍在我省；另外，考生本人在我省有户籍且其法定监护人属驻琼部队现役军人或属省人事部门确认的引进优秀人才，也可在我省报考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不符合以上3项条件之一，但户口在我省的考生也可在我省报考，限定报考本科第二批和专科（高职）学校。这条规定直接导致了“高考状元梦断清华”的悲剧。①虽然李洋最后为香港城市大学录取，但还是有不少人以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和迁徙自由质问政府举措。
一、高考移民的合理依据
《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一款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2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国认为，为了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起见，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我国《教育法》也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对于迁徙自由，自1791年《法国宪法》第一次成文宪法后，各国宪法普遍间接或直接加以确立。尤其是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确认美国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有移居州公民的同等待遇的权利。1984年《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四议定书等都相继规定。我国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批签字国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签署国，从理论上讲，是承认公民迁徙自由的。这样看来，“高考移民”是不应该被禁止的。
然而，权利不是无限的。个人不但有权利，还有义务，否则社会平衡或和谐就是不可能的。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4条的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能以承认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只能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都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在民主宪政条件下，为维护公共秩序以及保障其他公民的权利不受到破坏，宪法和法律在确认迁徙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对这一权利的限制。一般说来，迁徙自由的行使以国家安全和对公共秩序的保护为限，而且法律限制不得与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抵触。当然，限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公民能最大限度地行使宪法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而不是通过种种法律限制使之化为乌有。
对《世界人权宣言》中所确认的权利包括迁徙自由的限制，主要来自该宣言第29条：“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最详尽地举出迁徙自由的例外的，要算《欧洲人权公约》第四议定书了：“对行使这些权利不得施以任何限制，除非是依据法律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而必不可少的限制，旨在维护公共秩序、防止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或者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依法规定的限制在民主社会中可以公共利益证明其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例外应符合适度的普遍原则，以防止那类“试图用左手拿走右手已经给出的东西的条款”对迁徙权的侵犯。毫无疑问，“高考移民”严重损害了正常的教育考试秩序，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应予以禁止。
二、政府管制的价值取向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政府权力是公众授予的，而公众之所以授予政府权利，是希望借政府之手解决社会纷争，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何种内容的行政行为时要全面权衡各种利益关系，以作出最佳的选择判断，从而实现其实体内容的“均衡合理”，彰显社会正义。
（一）多数人利益优先保护
“人民不可能自动形成一个针对某一特定的少数进行压迫的多数。多数同意比少数手中的真理更重要。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亚里士多德曾以才智平平的多数人的判断优于贤明出众的少数人的判断为由，替多数人掌权的政体辩护。他把多数人的集体智力优势作为多数人权力的基础。但是多数人的权力基础并不在这里，多数人的权力基础是共同利益。当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托付给共同体的时候，权利就同时产生了。虽然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上不平等，但在共同利益领域即政治领域，人民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在一个股份制公司中，根据占有股份的多寡确定股东权利的大小，大股东拥有的发言权要大一些，但在“国家公司”中，在对全民财产的管理中，每个人以他们同等的权利入股，对国家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这里不存在大股东的权利和小股东的权利，只存在多数人的权利和少数人的权利。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人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人民群众不会拒绝服从真理，但真理是通过说服使大众接受的。不能强迫人们服从真理，正如不能强迫人们进食，即使是珍馐美味。在多数人未认识少数人的真理之前，少数人也只得先委屈一下。要允许人们在真理面前犹豫。少数人的正确观点要经过反复传播、获得多数共识，进而成为社会的选择。正确的观点产生正确的决策，但只有同时获得了多数同意后，正确的决策得到了正义的支持，才有了推行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为民谋利的政策，如果在没有得到公众多数同意的情况下强力推行，仍然是不行的。一旦今天容忍了正确的政策能够不顾公众的反对大力推行，那么明天他们就只好被迫接受所有那些自称是正确的政策了。② 2007-03-04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经济法论文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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