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有着分明的启蒙主义的创作特色。
欧洲在十八世纪有过一次启蒙主义思想文化革命，它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鲁迅的启蒙主义自然从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但又有自己的特点。鲁迅的启蒙主义，就是反对一切封建蒙昧，以唤醒“昏睡”中的民众，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
在《呐喊<I>&#</I>8226;自序》中，鲁迅曾这样回顾自己弃医从文时的认识飞跃：“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并强烈地意识到“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那出于爱国热忱，想借文艺的力量去唤醒民众精神的启蒙主义思想，在这里表述得十分清楚。
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留日期间他们常在一起探讨“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⑴国民性的弱点是由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毒害造成的。鲁迅的启蒙主义中，改造国民性思想据有重要位置是很自然的。这也是鲁迅重视人的价值与社会作用的表现。
鲁迅留日期间，写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均收入杂文集《坟》)。从那几篇论文中，他的启蒙主义观点就已表露得相当突出。在《科学史教篇》中，他提出必须“致人性于全”；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说国家能否强盛，其“根抵在人”；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尖锐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是怎样处心积虑地推行蒙昧主义的。与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一致，道家的“绝圣去智”也是为了蒙昧民众：“老子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化社会，而世即太平”。封建统治者认为，民众愚昧，天下便可长治久安。由此可见鲁迅对封建蒙昧主义危害性感触之痛切。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自述里，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讲到了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的“为人生”是一种启蒙主义的“为人生”。正是出于为启蒙主义服务的需要，他在作品的取材方面，就有特殊的考虑，那就是“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就是说，他在表现被压迫民众的不幸时，要着重揭示出他们精神上的“病苦”。
在鲁迅看来，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首先要清除封建主义及其思想统治。封建蒙昧是我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严重障碍。1919年，他在《随感录五十九<I>&#</I>8226;“圣武”》一文中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发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相干。”在这里，鲁迅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只有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奏效之后，中国才会有出路；在这里，他非常形象、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思想启蒙对于社会革命的重要性。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在鲁迅看来，取决于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缺少任何一种都将成为不可能。
二
《狂人日记》和《药》都对封建社会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
《狂人日记》借狂人之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本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历史，统治者为了掩盖“吃人”的真相，就用了“仁义道德”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欺骗世人。这篇小说从根本上揭露了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的弊害，用语又十分愤激，因而格外动人心魄。
《药》里的夏瑜是一位致力于创造新生活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艺术形象甚为罕见。夏瑜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既清醒又深刻。他对阿义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义正辞严之语并非无的放矢，那是因为阿义们受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以为天下为统治者所有是天经地义的；正因为革命先驱者夏瑜明确地认识到这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所以他要劝人造反。夏瑜不仅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传统思想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之展开了决绝的斗争。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不遗余力将封建秩序标榜为“仁义道德”，并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教义来禁锢被压迫民众，在《狂人日记》和《药》里，诸如此类骗人的鬼话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药》的启蒙主义，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民众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艺术描写上。鲁迅对夏瑜显然是怀着深深的敬意的。这样一位革命青年，在当时的社会中，为统治者所不容，是很自然的；可悲的是，他也为民众所不容，民众视他为“异类”，不仅不理解他，甚至唾骂他，对他的受难与牺牲幸灾乐祸。茶馆里的茶客们对他的遇害津津乐道，而华老栓，在得知他是个革命者，家中还有个孤苦的老娘时，居然仍“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康大叔讲自己是怎样用他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的，完全无动于衷。夏瑜被一个亲戚告密而被捕；连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对他和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也是根本不理解的。在狱中还不忘劝人造反的夏瑜是一位“新主义宣传者”，而周围民众与此却“不相干”。毛泽东同志在一次纪念“五四”的讲话中说：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鲁迅在“五四”暴风雨到来的前夕就提出了革命者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的把握，确实是相当准确的。《药》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如果民众仍处于愚昧之中，革命就得不到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也就无法取得成功。小说明确无误地描写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与“吃人”，他们“吃”了夏瑜，而被传统的封建思想所禁锢的民众，却有意无意地都站在“吃人”者一边，无怪乎革命者的热血会被充当治疗患有痼疾的病人的“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药》用一个人血馒头，将死于愚昧的小栓和为民族前途而牺牲的夏瑜的悲剧联结起来，突出地体现了鲁迅对唤醒民众觉悟的启蒙主义思考。鲁迅在同友人讲到《药》的创作意图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话语中充盈着愤激。 2007-03-18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学科教育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