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并非单纯的府城工业向外转移，而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合理的地域分工。经过这三个世纪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苏州的城市变化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道路，亦即傅衣凌先生所说的“苏杭型”城市的发展道路。
【英文摘要】The city of Suzhou expanded rapidly from 1550 to 1850, in terms of both urban area and population. The most im- 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is growth was the extension of the urban area beyond the city walls of the prefectural capital to include the suburban towns.As a result, Suzhou developed into a "super city" with the prefectural seat as its core and suburban towns as its satellites. This dynamic growth was attributable to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The spread of in- dustry was not simply the movement of industry from the walled area of the city to the suburbs; rather it represented a ra- 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After three cen- turies of development, urban industry had become the leading sector of the Suzhou economy by the mid-Qing. Suzhou' s development represented a new path in pre-modern Chinese urbanization, what Professor Fu Yiling has termed the "Su （zhou） -Hang （zhou）" path.
【关 键 词】工业/城市/明清/苏州
【 正 文】
一、引言：“苏杭型城市”与中国城市史研究
恩师傅衣凌先生在其晚年的研究中，从经济的层面对明清城市的特点作出了如下总结：“明清时代的城市经济，大约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1）开封型城市。这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的……（2）苏杭型城市。这些城市虽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工商业的比重较大。此外还有不少和工商业生产直接有关的新兴市镇，如盛泽、濮院、王江泾、枫泾、洙泾等”。他并且强调在开封型城市，“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斗争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着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而在苏杭型城市“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出现了“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①
傅先生的上述见解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他破除了过去那种把近代以前的中国城市简单地分为政治性城市和经济性城市的做法，而把明清的中国城市分“开封型城市”和“苏杭型城市”两种类型。此外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按照傅先生的看法，也属于城市②，因此实际上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城市，本文中姑称之为“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③，其次，他特别强调“苏杭型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认为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再次，他指出在“苏杭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工商业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见解提出后，学界对明清中国城市的看法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一些学者以赵冈为代表，依然坚持传统观点，把中国城市分为“政治意义很强烈”的“行政区划的治所”（赵氏称之为“城郡”）和“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市镇两者的性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不同……因此在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中，应把二者分开”；他同时还强调：宋代以后“大中城郡的发展完全停顿，城市化的新方向转到市镇”。④据此，当然也就不存在傅先生所指出的那种以“苏杭型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的新变化了。也有一些学者得出了与傅先生一致的结论。例如王卫平认为赵冈“断言大中城市的发展已完全陷于停顿，未必符合实际，事实上，江南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苏州，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空前的发展”，并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了有着内在联系的城镇群体。江南地区的许多市镇是在苏州商业机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⑤。
以上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这一根本问题。传统看法赖以成立的基础之一，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用赵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一个正常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⑥。然而，此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尚待证实，因此建立于其上的观点，当然也并非定论。
首先，赵氏所说的城市化的“正常过程”。实际上仅只是少数欧美国家（以及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的过程。把西方经验当作世界历史的“正常过程”而把非西方地区经验作为这种“正常过程”的对立面，不仅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来说也很成问题⑦。其次，城市化的过程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因时因地而异，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即使在明清苏州府这样一个范围有限的地区，各地城市化进程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详后）。因此忽视各地的差别，假设有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统一模式，然后由此出发来与那种以西欧经验为标准的“正常过程”进行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再次，从具体的实例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与基于西欧经验的“世界城市化正常过程”之间也不乏相似之处。如后文所示，明清苏州城市变化的趋势，也如赵氏所说的“正常过程”所体现的趋势那样，是“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⑧。在此意义来说，苏州城市化的进程就并非“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特例”。只有在对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各地）城市化进程都已作出深入的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到底是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的问题进行分析。现在要谈这一点，显然尚为时过早。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对中国各种城市化的具体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
明清苏州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傅先生把苏州的发展作为“苏杭型城市”发展的代表。在明代以前的一千多年中，苏州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行政中心。到了明代中叶，苏州作为全国首要工商业城市的地位方最后确立，而傅先生所说的“苏杭型城市”的新气象也在此时开始蔚然成风。从另一方面来看，到了太平天国以后，随着近代上海的兴起，苏州也丧失了原有的显要地位。有鉴于此，本文把明代中期至清中期的三个世纪（大约自明正德朝至清道光朝，在本文中也简称明清）作为研究时期的上下限。工商业发展是导致“苏杭型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苏州城市的变化，主要是由工商业发展推动的。在工商业对明清苏州城市变化的影响方面，商业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⑨。但是如后所述，若把工商业二者相比，工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因此之故，本文在对明清苏州城市变化进行研究时，重点将放在工业发展及其所起的作用。 2006-12-08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行业经济学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相关栏目: - 财政税收 - 新经济学 - 中国经济学 - 证券金融学论文 - 地方经济战略 - 国际贸易 - 国际经济学 - 经济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