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农”；农民收入；政府行为
1979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将市场机制引入了农业生产经营中，赋予农户以剩余索取权，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激励和监督问题，克服了原有体制的僵化、激励不足等缺陷，产生了巨大的制度绩效（陈宗胜等，2000）[1]。1991年以后，又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农业人口不断减少，农村经济得到稳步增长。但是，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不足以鼓励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陈平，1994）[2]，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潜能释放待尽，要求我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压力将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随经济的发展，国民消费中食品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这一著名的恩格尔定律使得农业的收益比重将随经济的发展而下降。陈锡文（2003）指出，目前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还不及1997年的水平。[3]面对着“入世”和充满人地矛盾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三农”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本文试图以作者本人出生的湖南省某农村为原型，提出一个农民收入函数，就政府行为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内陆农村农民收入的来源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有两种选择，在家务农和走出去找工。我们假定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即他们的选择是理性选择。我们就以这两种选择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农户预期收入函数：
f(a,λ1,λ2,x,y，z)=β+ a(λ1-x-y-z)+(1-a)λ2
β=在农村的种植产品收入;a=预期在城市成功谋职的概率;λ1=在城市成功谋职的预期收入;x=在城市的生活费;y=城市所收的附加成本; z=往返城乡的车费；λ2=农村经济作物的预期收入.
这里面有一个假定，那就是，本文假设：种植业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含量低的、不需要重体力劳动的农活，假定妇女和老人都能完成,并属于简单再生产范畴,不为农村家庭提供净现金流，即β=0；经济作物是一种技术含量较高的、需要家庭内部分工、甚至还需要重体力劳动的农活，假定只有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在家务农或在家附近打零工（也就是离土不离乡）才能完成，属于扩大再生产范畴，与外出打工一道为农村家庭提供主要的净现金流；鉴于农户主要劳动力只能选择在家务农和走出去找工其中之一，所以a +（1-a）=1。另外，本函数忽略了最终选择在家务农中的一部分劳动力也发生了z，即本想走出去找工，无奈在目的地无工可打。
二、政府行为如何影响农民收入
从静态的观点看，似乎a、λ1、λ2均由宏观经济状况、产业发展水平外生决定，x、y、z又由所在城市外生决定；从动态的观点看，恰当的政府行为可以提高a、λ1、λ2，减少x、y、z。政府给予包括职业中介机构在内的中介经济组织更多的生存空间，引导他们的发展，有效发挥他们对“三农”的服务效应，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对农村劳动力的消化能力，提高a；政府可以对农产品减税，降低农产品销售成本从而提高λ2；政府可以增加基础产业的投资、发展交通事业、城市政府可以降低甚至取消暂住费、健康证、城市增容费等，降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减少x、y、z 。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产业发展，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提高投融资效率，增加a、λ1、λ2；逐步放开投资领域，从制度上鼓励、支持民间投资，提高a、λ1；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高a和λ2等等。
三、不利于农民增收的政府行为
目前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众多的不利于农民增收的政府行为，阻碍着a、λ1、λ2的提高和x、y、z的减少。首先，由于计划经济时代从农业提取积累支持工业的需要，农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相对市场经济的需要而言就已经过多，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安置政府工作人员子女、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双向选择以前）等原因，农村基层政府的机构不断膨胀（包括一些并不在编制，但实际上由农民供养着的富余工作人员）。我国农村经济总量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5.9%，却要承担近70%的人口和官员的负担。要保持它的正常运作，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减轻，即使没有“三提五统”，也会有变相的名目，不少地区减少农民的上缴款，却同时减少对农村社会的医疗、教育、交通支出，增加其他非农方面的税收；要保持它的正常运作，中央政府有限的对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投入能落到实处的很少，不被用于满足政府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和官员个人的奢侈生活已不容易。另外，由于传统农业地区的税源很少，交通、契约方面的税收和农产品中的特产税是主要税源，无疑间接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和农产品的销售成本，阻碍了λ2的提高和z的减少。
其次，部分农村基层政府在服务“三农”中的消极角色也值得浓墨重彩。不仅可以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新闻中得到明证，笔者在湖南农村调查材料时，对之也感受颇深。部分地方政府对产权保护不足，掠夺有余。当前，不少农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寻找生路，很多农村出现只剩下所谓“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人）居住的现象，这留给村痞村霸、地痞地霸等地方势力很大空间，而政府对之的打击力度有限，致使大宗农产品或高价值的农产品被盗现象严重，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另一方面，农民有产中的生产自主权，但没有产前和产后经营完全自主权，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经营还是政府部门垄断，部分基层政府盲目主观决策，剥夺农户投资权力和销售自主权，这些都使得农民的生产性投资的选择受限从而使λ2下降；再者政府自身对农民的承包地、承包林侵权现象时有发生，任意抬高承包价格、随意转包，甚至因此引发暴力冲突。农民在承包期内就经常遇到基层政府违反合同，任意抬高承包价格或缩短承包期等之苦。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产权不清晰，民主和法律监督机制未能建立，当地政府代理人在缺乏相应制约机制的条件下不守承诺的诱惑很大，而且，农民一般不会告官（源于单个农民自身谈判力量的弱小）。极端的说，那些土地的租金会上升到只留给租地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地步，这样基层政府部门的代理人成功地分享了农民的λ2。 2007-01-26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经济学论文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相关栏目: - 行业经济学 - 财政税收 - 新经济学 - 中国经济学 - 证券金融学论文 - 地方经济战略 - 国际贸易 - 国际经济学 - 经济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