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the Cities in South China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内容提要】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城市布局越来越密集，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市场商业经济普遍繁荣，商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城市服务性行业也蓬勃兴起。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人数众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影响较大。江南城市对周围农村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唐代中后期，苏州、越州、杭州、宣州等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至五代，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杭、金陵是三个发展较为明显的经济中心。
【英文摘要】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ities in South China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centrated and their economic function was growing increasingly stronger.As the market economy was flourishing,the scop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was being enlarged.Exchange of commodities at night could be found everywhere in some relatively developed cities in South China.Urban service trades were springing up.In some big cities,large groups of consumers appeared.They consisted of numerous people and possessed abundant financial resources,thus making a notable impact on the economy of the cities in South China.As these cities influenced the surrounding rural economy deeply,peasant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developed close relations with tnem.In the middle and latter half of the Tang Dynasty,the economy of some cities such as Suzhou,Yuezhou,Hangzhou and Xuanzhou developed quickly.It was not until in the Five Dynasties that Yuezhou and Xuanzhou declined and that Suzhou,Hangzhou and jinling became three distinctly developed economic centres.
【关 键 词】唐五代/江南/城市经济/中心城市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South China/urban economy/central city
【 正 文】
城市作为封建国家统治的据点，在唐代以前主要表现在它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上。至唐代，江南城市的这种特点同样也还存在，它们仍然作为观察使和刺史们的统治基地，代表着政府行使权力，它们是国家分支行政机构的巢穴。从这一点上说，唐代江南城市的主体性质并没有变化。不过，六朝以来江南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却渐渐明显，至唐五代时期，城市经济色彩更加浓重，个别城市中唐以后经济色彩甚至盖过了政治色彩，城市的经济意义超过了政治意义，城市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都在发挥重要作用，江南城市的发展演进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变化时期。本文所称的江南，主要指浙西、浙东、宣歙三道。
一、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
唐五代时期，江南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而且密度较高。不过，江南城市群的出现主要是对前代的继承，《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中，丹阳（江宁）、宣城（宣州）、毗陵（常州）、吴（苏州）、会稽（越州）、余杭（杭州）、新安（歙州）、东阳（婺州）、永嘉（处州）、遂安（睦州）等郡是隋代江南州郡的政治中心，而润州和湖州曾一度作为州行政机构设立。该书谈到各城市的商业时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也。……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也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新安、永嘉、建安、遂安……其俗又颇同豫章。”进入唐五代以后，江南城市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从数量上说，江南增加了一部分城市，城市的密度有所增高，布局渐趋合理。江南新增城市有台州（武德四年）、温州（上元元年）、衡州（垂拱二年）、明州（开元二十六年）、池州（永泰元年）、秀州（天福五年）等六个城市。
城市的产生，自然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述六个城市，江南东部沿海地区有台、温、明、秀四个，表明江南东部地区的开发已达到一定程度，城市的设立是当地经济日趋发展的结果，同时城市设立后反过来对当地经济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衢州的设立，是衢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的结果，由杭州经浙江向南进入岭南和福建的江南重要水陆线交通线横穿这里，可以想见衢州城的设立与这一地区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池州的设立与当时刚平定农民起义相关，带有浓厚的军事因素，但此后池州的发展表明这个城市的兴旺主要依靠了长江这一重要水上通道，州城能够一直设立下去而且带动沿江地区的开发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至此，江南城市的格局已经形成，北宋以后的几个封建朝代，江南大体上不再增设新城市，这也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布局的相对合理性。
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城市对地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举几个主要城市为例。
昇州北濒长江，可以“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注：《太平寰宇记》卷90《昇州》。）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昇州东邻润州，西邻宣州，位处经济发达地区。昇州本是南朝首都，隋亡陈后，一度遭到有意识的削弱，唐将其降为上元县后，经济地位更有所下降，但商业经营并没有停止。杜牧曾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注：《樊川文集》卷4《夜泊秦淮七绝》。）沿长江前来的商人熙熙攘攘，所谓“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注：《全唐诗》卷743沈彬《金陵杂题》。）唐末五代，昇州地位上升，至南唐时，金陵的商业活动十分繁盛，成了江南西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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