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建设经济特区为特征的改革开放政策，成为省一级政府在政治、经济领域外交政策中越来越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因素。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中国产业的落后性，并从科学技术中找到了原因。为了技术革新，决定从海外引进技术。华国锋执政初期所推动的以大规模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借外债进口为特征的“洋冒进”战略失败之后，［9］邓小平采用了通过众多小型契约引进技术的方法。这样的战略在性质上克服了中央制定一切政策的弊端，并促进了以省政府为代表的其他下级单位间的建议和协作。技术的引进须通过中国商品的出口，中央政府有意识地积极推进了中国各省区和城市与外国贸易对象的联系。通过这些对外交流，特别是在对外经济部门的交流中地方政府的参与自然而然地扩大，尤其是对外贸易活动中，中央的垄断权弱化，而其他经济部门、私营企业、省政府则得到了直接与外国的贸易对象协商的权力。例如，1979年日本的有些银行已向中国的个别省提供了贷款，个别省代表团为打听贸易协商的可能性访问了日本。［10］因此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开始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利害关系，中央在作出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的政策决策时，对省和地区的考虑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省政府得到了自建国以来在对外交流中的最广泛的权限。这种现象将来会对中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个别省持有相异的利害关系、考虑事项和优先权，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会变得更加复杂，更难预测。
从更具体的分析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首先中国外交政策的相当部分，特别是在政治安全方面的决策，毫无疑问由中央掌握，但从对外经济方面来看，在渐增的经济分权化的影响之下，其决策已出现不再是中央专有的征兆。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外贸活动之中。在分权战略的作用下，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已经开始在对外经济事务中扮演一个“准”外交决策者的角色。［11］
在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下，越来越出现一种倾向，即地方官员的提升是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的。在改革时代，中央政府为了加强政权的合法性，把经济发展作为整个政权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路线决定下，一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往往就成为中央考核和选拔当地领导人的一个关键标准。在这样的激励和机制下，地方领导人为自己的仕途着想，也会把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自己行为政策的重心。所以经济发展不仅能为地方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而且还可以为地方官员创造政治上的优势。
第二，中央政府与无正式外交关系或有阻碍建立政治关系的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时，省政府起了中国外交部的媒介作用。［12］例如在发展同韩国的关系中山东省就起到了这种中介作用。在同韩国无正式外交关系的1988年8月山东省代表团访问韩国并讨论了贸易事务所的设立。
个别省区和香港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肯定会对香港1997年回归到中国做出贡献。以此看来，在强化中国经济和其他亚洲国家间联系上，省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地方政府的准外交角色，一方面可以给本地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同时也不能排除负面的作用。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分权给地方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去发展地方的对外经济，促进了各地经济的繁荣。地方在当地对外经济事务中有比较大的决策权，这是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但是地方政府在经验和能力不足的状况之下，热衷于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出现了中央反对的走私和走后门的现象。盲目引进的一些技术与设备不适应本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这样引起效率低下。再者，中国对外国的义务扩大到中央预料之外，因此在国家层次上，使对外贸易关系变得困难，恶化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收缩的自然交替循环。具体来说，为了引进外国投资，省、城市间的过分竞争反而会引起外国人减少投资额的现象，结果损失国家利益，［13］由于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想，省政府增加对外贸易活动，有时会导致增加预料之外的海外负债。这会招致外国投资者对进入中国市场的犹豫。
经济和行政上的分权化导致了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这种结果对中国的国际政治行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时也成为中央的外交包袱。比如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纷纷对摆脱中央控制的地方海资行为和非法移民表示担忧。而且虽然中央政府在有关纤维出口配额、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补助金的禁止等国际协约上签了字，但中央当局对地方的违规现象的统制是极为困难的。即使中国希望加入关贸总协定，又准备接受关于贸易透明性的规定，然而省政府和其他基层单位不仅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甚至在对中央政府的关系当中也不肯表露其经济透明性。因经济分权化而造成的后果，使中国在遵守国际协定上存有问题。这影响了中国的国际信用，并成为中央政府所不愿意承受的外交包袱。
第四，由于致力于地区经济增长，各省自然而然地把精力集中在与外国的贸易增大和引进投资上。对外贸易方面的急速增长促进了各省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从而各区域在它们贸易伙伴国的影响之下有可能出现不同趋向的政策。各省单独或者联合采取不同的政策，打算与各自的周边国家展开贸易和引进投资，这样促进了中国的各省和周边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结果外部势力有可能通过地方政府或下一级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14］这种倾向在广东、福建、山东等与国外的投资和贸易集中的沿海地区更为突出。
例如广东的山口额占地方GDP的18％，上海为13％，辽宁为12％，天津为10％。地方经济的对外依赖度是随着对外贸易在地方GDP份额中的提高而提高的，外国自然可以利用这种依赖性来影响地方甚至中央政府的经济决策。香港可以影响广东的地方决策，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广东有75％的贸易是通过香港来做的。又如，日本在辽宁、山东等省的影响必定较大。在1991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额占全部贸易额的16％，其中主要是辽宁、山东、青海和新疆等省区分割了这一块贸易。辽宁一省就在全国对日贸易中占到28％的份额。1992年，20家日本公司联合投资在辽宁开辟了一个工业园，使辽宁的外来投资总额中有一半来自日本。而在辽宁省的大连市，甚至2／3的外来投资来自日本。［15］不难推论，这样紧密的经济关系会使得外部势力影响到地方决策。正像英国学者西格尔（Gerald Segal）所说，外国常常无须与中国的中央政府谈判以取得优惠权，他们只要稍对他们的中国地方伙伴施加压力，地方官员就自然会向中央讨价还价，为外资争取优惠政策。事实上，中国各地互相竞争吸收外资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给予外资优惠政策。［16］ 2007-01-13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经济学理论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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