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1996年以前中国“改革道路”的实质，就是用有限的经济改革来增加经济的活力，从而产生较多的经济收益，用来“买稳定”；凡是可能动摇“用经济利益来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的经济改革措施，都被搁置了。因此，这种有限经济改革不但没有改变上述统治方式，反而因为大量提供收入和福利，换得了人心，巩固了政治上的集权统治。另一方面，城市经济改革也是依靠着这种统治方式才得以比较平稳地推进的，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尽量给民众带来“看得见的好处”，这样民众也就会支持有限的经济改革，并且要求社会政治继续“稳定”下去。
在过去十几年中，很多经济学者提出过多种多样的与城市体制改革有关的政策建议，虽然听起来非常必要、紧迫，却常常得不到决策者的支持。这些经济学上的“理想主义”政策建议之所以未被采行，不是因为决策者不懂学者的高见，而是因为“政治稳定”是靠“花钱买”来的，所以，各种旨在削减社会主义福利、提高经济效率、强化竞争的改革措施，都实质上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很难在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内付诸实施。
4.为什么“花钱买来”的“稳定”长不了?
前几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城市居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社会也相当稳定，这种繁荣和稳定可能持续下去吗?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曾经提出了如下看法，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有三个重要原因，即大量外资突然涌入，掏空银行来保护国有企业，倾斜性政策把农村经济资源转移给城市居民消费。(程晓农，1996)所以，中国城市居民过去几年实现的小康生活不是在改革卓有成效、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靠“吃外资”、“吃农民”、“吃国有部门的老本”和“吃银行贷款”维持的，这后两点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局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国有部门在改革中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但是政府指使国家银行对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实行“无条件保护”的政策，提供大量的银行贷款，所以得以保持大多数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但另一方面，这种政策又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并导致国家银行面临金融危机。
显而易见，国有部门的低效率、高福利必然会导致上述结果，可是为什么政府明知如此、还要那么做呢?这说明，政府并不完全是根据经济的有效增长来提供福利，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标准，那就是为了维持政治社会稳定而提供福利，也就是“花钱买稳定”。从短期内看，这确实能带来政府和受益者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不但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稳定带来有害的后果。
当政府花掉历史上几十年积累的国民财富，再欠一大笔留给下一代去还的债务，从而换取一个短时期的政治稳定，那是“竭泽而渔”，必然难以为继。况且，如此换来的政治稳定不能保证市场化改革的持续进展。在过去几年中，对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贡献最大的农民得到的经济利益最少；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小、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但政治上更顺从的国有部门员工却得到了最多的经济利益。当把繁荣带来的经济利益供给那些国有部门的员工时，虽然换来了短期的政治稳定，但同时也产生了鼓励他们继续依靠国有部门、阻止他们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从而抑制经济市场化的效果，因此这种追求政治稳定的手段必定伤害市场化。
实际上，实行“花钱买稳定”的方针时，政府考虑的根本就不是经济效益，而是不同社会群体政治能量的大小。中国目前政治社会的稳定主要以城市为基础，城市稳定了，全国就能稳定。农民之所以得不到政府提供的经济利益，是因为他们政治上能量小。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会组织，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好，并不一定立刻会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会能量则远比农村居民大，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国有部门员工，他们的利益要求、对政策的反应、社会不满的形成都非常相似。可以说，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部门能否满足其员工的利益要求。
以上分析说明，中国即使不加入经济全球化，政府过去十几年来维持政治社会稳定的手段也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而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则进一步降低了这个集权国家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萎缩迫使政府开始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花钱买稳定”的方针给施政者留下的最大难题就是，如果不再提供福利，还能维持稳定吗?
5.“繁荣和稳定”牺牲了什么?
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一个不同点是，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高积累、低消费”曾经完成了“强制”的初步工业化，建立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最早转移出来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制造业，而随后就可能把部分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应该说，中国原有的重工业基础使得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更大的机会，在机械制造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可是，目前中国的现行体制却导致重工业体系的逐步瓦解和“空心化”。
重工业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它们是改革前三十年中国大陆抑制消费、倾全国之国力而积累下来的家当。在改革过程中又“汲取”了全国的大部分金融资源，始终受到种种优惠保护，但它的“体质”却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的竞争中连连落败。在前些年执行“花钱买稳定”的方针时，这些企业不是把可支配的主要资源投入技术进步，而是全力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和居住条件。这虽然换来了城市消费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商业、旅游、娱乐业的膨胀，却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发展潜力，“吃光了”企业的老本，导致现在多数企业濒临破产。
再过几年，也许很多重工业企业就将消失，而中国也可能因此而丧失在重工业领域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倘若如此，若干年后中国也许将只剩下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面向国内需求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制造业的主体--机械设备制造业可能逐渐萎缩，那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倒退和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这可能将是下一代中国人为当前的政治稳定付出的惨重代价，也是这一代执政者永久的负债。
五、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政治难题
“花钱买稳定”这一手段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交换关系，即“给你好处、听我的话”。这种状况下，政治稳定和民众对经济政策的支持就变成有条件的了，它取决于政府提供的福利之多少。显然，一旦政府的财源进入捉襟见肘的状态，政治稳定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社会支持就会明显下降。最近，中国大陆就有学者叹道，支持改革的“队伍不见了。”[10]这反映出，在中国大陆要深化经济改革，所面临的实际上不只是产权问题，更根本的是政治难题。 2007-01-13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经济学理论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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