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的中国的“外资热”表明，中国也许在前两个条件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如前所述，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了国内政治的束缚，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走不上轨道，腐败日益普遍化、制度化，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落后。如果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也许这样的制度状况“符合”中国“国情”，并不一定非深化改革不可。
可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制度建设竞争，其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必须对这种制度作彻底的变革；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用一句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可能因为“坚守”这种制度而被“开除球籍”。
虽然中国大陆已经吸引了很多外资，但这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靠的是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同文同种又近邻，这样的机会只能用一次。今后，在吸引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投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大陆制度的落后可能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竞争中的制度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阻碍中国大陆在下一世纪加入经济全球化、加快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中国的制度现状。
2.政府稳定性的基础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稳定性的挑战
不少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维持目前的制度现状“有利”于政治社会稳定，而只有政治社会稳定了、中国才能加快经济发展。这一看法触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稳定性是一个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时的重要条件。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虽然经济全球化需要政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也是对各国政府稳定性的挑战。
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就越少，而这会严重削弱政府能力，使政府无法兑现以往长期坚持的对民众的福利承诺，从而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造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如果政府不能继续象它保证过的那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又不制止政府官员的自肥行为，还继续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就可能面临严重的社会不满，其统治将变得非常脆弱。(McMichael，P.202)
实际上，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能否维持稳定，关键在于这个政府靠什么维持稳定，换言之，就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化了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即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统治方式。
许多人认为，中共实行的是一种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中共领导人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由这个看法出发，就很容易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离开了威权统治，中国就会大乱。毫无疑问，在控制言论、媒体、社团活动、信仰、宗教等方面，中国大陆的威权政治色彩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完全依赖这一手段的。在城市居民和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利益交换”，就是政府向民众提供广泛的福利，民众则因此而同意支持现行制度和政府的政策；在这种交换关系中，民众如果对制度政策不满意而公开反对的话，就要冒丢掉地位、职务、收入、住房等一系列利益的风险。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民众独立谋生的经济基础，建立了一个国家掌控一切的体制，所以就使这种统治方式得以制度化了。在中国大陆完成了城市工商业改造和个体手工业集体化之后，这种体制的基础就基本建立起来了。
这其实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共同特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过社会主义政权第一个阶段的“革命高潮”期之后，都主要是靠这种“利益交换”方式延续统治。(程晓农，1995)通过这种交换关系，政府以经济利益与民众交换政治服从，籍此维持着政治稳定。
3.中国特色:有限经济改革+“花钱买稳定”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自然希望这种统治方式能长期有效地维持政治稳定。可是，愿望代替不了现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无一例外地证明，这种统治方式不可能长久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方式虽然维持了政治稳定，但它必然伤害经济效率，最后导致政府手中的资源枯竭，不得不实行经济政治改革。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去思考，就会令人们想到，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然会冲击传统的社会主义集权体制，因此必然动摇上述统治方式。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似乎非常独特。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让改革动摇上述统治方式，因而也就不会因改革而带来政治社会的不稳定。这场改革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有限的经济改革，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从而赢得集权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把上述的统治方式和有限经济改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九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大陆把这种统治方式通俗化为“花钱买稳定”这样一个政策口号，从上到下广为流传，倒是有一种政策“透明化”的效果。
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由政府操纵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政府通过国有部门提供；另一种则是让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收入和消费。在中国大陆，经过十多年的城市经济改革后，第一种方式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1995年城镇就业者里国有或准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比改革前只降低了4个百分点，仍然高达86％。[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并没有为人满为患的机关事业单位“消肿”，相反，却产生了“增肥”的结果，城镇就业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国有企业越不景气，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就增长越快。“到1995年底，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以及企业中的党政工团等管理人员总数约为3600万人，如果把这些人都算成是吃'皇粮'的，那么吃'皇粮'者约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2％......国民生产总值的20％被这些吃'皇粮'的'吃'掉了。”[8]
最近，大陆的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9]这个调查本身就是为了了解政府“花钱买稳定”的效果，而调查结果也证明，虽然市场机制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城市居民似乎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生存方式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式的。有几位美国学者通过在中国的调查也发现，经过十几年改革后，中国城市居民在就业方面的行为方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他们转往非国有部门工作的意愿和调职行动并未比改革以前有明显增加(Zhou，Tuma and Moen，1997)。 2007-01-13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经济学理论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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