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多年里进入中国的外资中，50％投入了制造业，30％投入了观光和房地产业。[4]今后“外资热”逐渐消散，将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工业的技术进步会明显放慢，外资企业不会再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大批建设中的“开发区”和豪华公寓将难以售出，数千亿房地产投资可能因此被“套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以外资源源不断为依据而制定的发展规划，可能不得不修正、甚至被取消。
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时，国际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无论有多少困难，中国也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继续向前走，往回退是不可能的了。六十年代中国曾经奉行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孤立主义”政策，在那个时代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了几十年；今天，如果还有人想要主张类似的政策，以维护现行体制，那么，其后果将不仅仅是国家的又一次落后，而且会立刻诱发严重的国内经济政治危机。但是，如果以为在现行基本制度框架内作些小修小补，就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则未免太天真了。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比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又大得多。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中，中国会面临上述的两难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只看到了外资带来的“甜头”，但对经济全球化过程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并没有准备去迎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的挑战。然而，由于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已经相当深了，不可能退回“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闭关锁国状态，因此，依赖于经济全球化而又不能应付它的挑战，这就是中国当前深刻的制度危机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1.谁在推动经济发展?--国外的“看不见的手”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一个国家已经不能再单纯根据本国的需要和条件来设定经济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选择本国可能的经济发展目标；而且，今后单凭本国的资源和市场，以及完全由本国政府独自操作、在本国范围内组织经济活动，已很难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
按照旧的经济发展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通过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活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被理解为主要是本国的市场机制。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活跃的经济调节手段，即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这只“看得见的手”实际上总是在操纵着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在中国，到现在为止政府仍然被视为最重要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政府也自认为具有这种能力和义务。
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调节一国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可能就不见得主要是本国的市场供求；相反，国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对该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推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中，就既包括本国的市场机制和本国政府，而且还增加了两个新的角色，那就是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看得见的手”。国外的“看不见的手”会受到许多国家的工业企业、银行以及无数消费者的行为的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情况的变化会很快地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到另一个国家。可以说，当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政府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操纵能力必然会趋于弱化。
然而，当中国国内把邓小平的一些看法抬高到“理论”的高度时，也许没有意识到，邓小平虽然注意到了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但他对于经济发展的理解其实还是相当简单陈旧的。受邓小平说法的束缚，现在在中国所讲的经济发展，还是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观念，而官方说法中甚至不乏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大，这种一相情愿的看法距离现实就越来越远了。
1997年1到9月，中国的工业增长了11％，出口增长了24％，因此，在这个11％的经济增长率中，有将近5个百分点是由出口带动的；而在出口的增长中，本国企业和合资企业的贡献是60％，其余40％则来自外资企业。[5]换言之，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车间”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可以预见到，这一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扩大。
虽然这些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样都是对国际市场出口，但是，中国企业是在国内组织生产，到国外寻找销路，中国政府可以操纵其生产活动；而外资企业则基本上都是其母企业的全球化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们在中国的生产、出口活动是由其设在外国的总部调节的，中国政府不能直接插手、更无法操纵。因此，当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时，它们不仅把国际市场的变化传导到中国，从而造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外资企业的增加还逐渐缩小了中国领土内中国政府可操纵的经济活动的范围。
今天，当中国政府谈到经济增长时，已经不能再单纯地以本国的供求变化和政府的目标为依据，而必须考虑到，在中国领土内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经济活动是由外国企业组织、掌握的。比如，当中国政府希望整体经济增长10％时，如果本国企业达到了这个目标，而外资企业却决定压缩生产规模，那么全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必然会比计划的10％低。对一个有计划经济传统的政府来说，接受这样的事实也许多少有点不舒服。
2.政府和国际市场:谁调节谁?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了政府运作的环境，因此国家将不得不改变它对经济的管理方式。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Giddens所指出的，“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经济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一国政府会显得太弱小因而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小问题，则这个政府又显得太大了，因此最好不要介入。”[6]对前一种情况(问题太大而政府弱小)的最好例证就是，最近东南亚国家的汇率相继贬值，就反映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可能不再具备操纵本国货币汇率的足够能力。而后一种情况(问题很小而政府太大)的例证则在中国随处可见，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设厂，本来可以由外商直接找合资伙伴和银行谈判、直接雇佣员工，但因为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政府，就导致许多政府机构都要插手过问、审批，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2007-01-13 文章来自《中国免费论文网》经济学理论论文频道 http://lunwen.52xo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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